生命的减法　访问贝拉塔尔

当代匈牙利形式实验电影导演贝拉塔尔（Béla Tarr）来到香港，离港前，记者与他短谈。访谈后，他颇为疲累，手脚颤抖。留下一个拥抱、一个永别的眼神后，他神情肃穆地说：“我有约。”便步进酒店对街、河内道一家昏暗的小酒吧内，在吧台前独酌。尖沙嘴夜夜笙歌，很多不同种族、背景；为生活磨蹭、渴求一夜解脱的人来买醉：那些贝拉塔尔毕生真正愿意接近、拍摄、活在一起的人。
摄影：罗君豪

这位在世硕果仅存的电影大师，已不再拍电影了。本来说自己从不喜欢放假，到后来话锋一转，就言不知多想退休，静看生活起伏。

电影拍到无话可说就不拍，然后希望连工作也可减去，只余一双眼睛。

末日

很多人说，“看见”是影像工作者的根本，但贝拉塔尔的演绎是，在生命的最后，“看见”是放下。他看见世界，愤怒而无差别。

“你打开电视电脑，便知当今世界如此恐怖。少数人掌握所有东西，大部分人一无所有。所有权力，金钱。我能说这好或不好吗？如地狱般的噩梦。”贝拉塔尔恨恨地道。“我从来都是悲观的人。从不相信世界会变好，而总是会差下去。不过我们现在确实已在悬崖边缘，史无前例的最差时刻。”

当人人都大谈贝拉塔尔所有作品的悲伤，他却说：只有《都灵老马》不是喜剧的作品，其余都是喜剧。

《都灵老马》中，马伕、女儿和一头马在漠漠大地上生活。世界随着老马拒食迈向死亡、吉卜赛人拿走水源、呼啸、阻挠马伕和女儿逃离小屋的狂风，邻人见证着步向毁灭的世界，赖以生活的烛光都熄灭掉：整家影院漆黑一片足足有一分钟吧。“末日”在戏院上演。毁灭已不纯粹是一种恐慌，而嵌进了实在、日常的劳动。我们眼睁睁迎来了戏院和现实的黑暗。也因此，他觉得话在这里便说完了，便得戞然而止。

关系

在贝拉塔尔作品中，每人都在跟前，主角、配角、任何人物也在。就如影响他极深的中世纪画家Pieter Bruegel的作品中，地狱与人间都是整全而庞大的，由所有人与世界一事一物组成，从不为高高在上的少数人而忽略寂寂无闻的大多数。

“大家都认为你能够把握真实。但你也强调电影的虚构性。你会如何形容作品里的虚构性与真实的关系？”我问。

“或者我们可以说，每件事都是虚构的。单是我们接收这件事便是虚构出来的。因为我在每事每物之中，都见到虚构性。这是一种重塑的过程。我和你分享的是来自我的视点，我的眼光。当然，如果每事都是虚构的，这是因为这只关于你和我（在一场对话中）。”他说： “一旦有镜头存在，镜头就成为了第三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二人和三人是如此不同。即是说，我们创作了虚构的作品（如小说），因为我们之间是不同的，建基于我们彼此之不同。”

他的电影始终就只是捕捉客观场面，主观部分不会直接“拍”出来，而是透过“关系”去演绎。其极长镜头—货柜车身的坑纹、每个人物扭曲的脸部肌肉、旁观状态。各种事物与人的，低调的“关系”，缓缓织结，起伏又沉着。

“你对关系很着迷？”我问。

“当然，因为这是我们看待事物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贝拉塔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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