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天有异象？《天元玉历》图文教你断吉凶

“地震地鸣”代表天子治国失策？月亮遮蔽火星意味着战争失利？自古以来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每当“天有异象”发生时，人们总会以此占断未来的吉凶祸福，猜测这是否会影响王朝兴衰。发生于2020年6月21日的日环蚀天文奇景，引发民众广泛关注与好奇。9月17日下午，台湾国家图书馆举办“天象解密─国图特藏《天元玉历祥异赋》新书发表会”，介绍这套中国古代天文星占书集大成之作，让广大民众得以一窥古代天文现象、了解古代天文历法的精髓。

不学天文就充军 元明两代严管天文学

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名誉教授、中研院兼任研究员李丰楙介绍，看似神秘的占星学，说起来也不神秘，其实这正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思维：“常”与“非常”。天行有常（规律），即不占；一旦天有“变”，也就是“非常”，才会特别留下纪录。不过这种常／变并无一定的判准，而是无数职官历经专业累积的结果。而重视天文历象，正是朱明王朝开国以来的传统。

经过翻查史料后，林丰楙发现《天元玉历祥异赋》的编撰，其实始于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于洪武初年命群臣编辑历代帝王祭祀祥异感应、可为鉴戒者，为书名曰《存心录》，朝夕观览。后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观察到“有黑气凝于奎、壁间，奎、壁乃文章之府。……今年春暮，黑气始消，文运当兴”，所以召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编书。

当朱元璋问群臣“尔等知天象乎？”众臣皆曰“不知”，一方面是天文历算为皇家所掌握的技艺，一般人根本没机会接触，二来星占之学有窥探国运、以下犯上的可能，为了避免犯忌讳，群臣只好装作不知。再者，元世祖至正二十一年（1284）下令收缴天下所有天文历法之书，如《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若有人敢私藏或偷偷学习，就要论罪。但历法又是农业社会的民间所必须，所以在地方官学中设阴阳学，择取“草泽人”（民间术士），学习实用性技艺，像是用在婚礼、修宅、修坟茔与占卜，仍禁止学习天文。

就连帮助朱元璋定鼎天下、以神机妙算著称的刘伯温（刘基，1311—1375年），晚年涉入胡惟庸案，有人诬吿他要用“有王气之地”修成陵墓。刘伯温被吿发后戒慎恐惧，赶忙入京谢罪，并在过世前几日交代长子刘琏（1347—1379年），务必将自己所藏的天文书全数上缴朝廷，并吿诫“勿令后人习也”。官府严禁，开国元勋也不允许后人学习，究竟谁可以接触到天文学呢？答案是朝廷中央的钦天监与地方上世袭的“阴阳户”。明洪武六年（1373）规定钦天监必须：

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南海充军。

不学天文历算就充军戍边，钦天监人才受到严格的管控，当人员不足时才从阴阳生中选拔，学习钦天监四科（天文、漏刻、回回、历，回回专指回族历法）。在地方府、州、县三级各设正术、典术、训术，户籍中设有阴阳户。故明朝初年懂天文历算者可谓凤毛麟角。

仿宋仁宗故事 颁示群臣《天元玉历》

李丰楙解释，正因为懂天文历算的人实在太少，明仁宗（洪熙帝，1378—1425年）曾问礼部尚书杨士奇（1365—1444年）“见夜来星象否？”杨士奇回：“国朝私习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习”，所以明仁宗在登基大典时仿效宋仁宗（1010—1063年）赐与臣下《宝元天人祥异书》，颁赐三公及六部尚书《天元玉历祥异赋》，并称“天道、人事未尝判为二途，有动于此必应于彼”，证明自北宋至明初依旧深信“天人感应”之说，而原藏于皇宫的《天元玉历祥异赋》从此进入士大夫阶层，开启了此一秘籍的开放之门。

明代中叶以后，学习天文历算的风气逐渐打开，专门著作渐多，郑王世子朱载堉（1536—1611年）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代表以藩王身份已可招人造历。晚明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来华，发现明廷重视天文学，故借引入天文学的机会传教。清初顺治、康熙亦重用耶稣会教士，如以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领导钦天监，不仅让中国的天文学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造成了新旧历法之争。清乾隆年间敕修《四库全书》时，就因为担心《天元玉历祥异赋》会“致民众信从占验，遂有灾祥邪说，往往传播流言”，以统治者的角度从源头遏制政治谣言，所以《四库全书》记载《天元玉历祥异赋》时，只有目录而缺图籍，并将其列入禁毁之列。

《天元玉历祥异赋》：中国天文学集大成者

李丰楙认为，《天元玉历祥异赋》集结了从晋朝到明代以来所载的星象，为中国古代在天文星占书集大成之作。书中搜罗天、地、日、月、五星、彗星、流星、风雨虹霓等大气现象，以及与之对应的古代占星术内容，并用彩图描绘这些天文奇观，对于了解古代天文现象是极佳的参考，而它甚至是世界上早期收录极光的古籍之一。

过往学者多认为星占书属于迷信，但《天元玉历祥异赋》收录的现象多是今日可见的天文奇观，如日晕和日珥，都可以对应到幻日、幻日环、布拉维弧（Bravais' arc，又称环天顶弧）等阳光或月光的折射现象，且此书更进一步阐释古人如何看待这些天文现象，及其背后可能的科学原理。

李丰楙总结，称在中国历法发展史上，在佛教、伊斯兰教传入时，都有重新调整，晚明基督宗教传入也不例外。在《天元玉历祥异赋》的批注中，既有“朱文公”（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又有唐代道士李淳风（602—670年）、印度占星者瞿昙悉达，代表佛、道二教并未在中国天文史缺席。综观《天元玉历祥异赋》的发展与成书，也正是东西合观、古今交流的文化融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