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宜称先生｣争论的历史缘由・三｜｢先生｣谱系危机及性别含义

本文获《文化纵横》授权转载，原文标题为《很多人围绕“女性不宜称先生”争执不休，却无一人道破其历史缘由》。

“先生”概念谱系危机及其性别含义

在前近代时期，“先生”概念谱系已经隐然存在“男女皆可用”和“仅男性可用”两种含义的矛盾，但前者完全占主导地位，称女性为“先生”在日常交际中广泛存在。在20世纪，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在民国之际，部分国人已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专利品”。那么将“先生”视作男性“专利品”的“母语者的语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系统梳理民国时期国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先生”与“mister”之间的对译关系被反复强调。有人称：“密司忒Mr是先生的代名词。”还有研究者指出：“Mr一字，既为男性名词，那么‘先生’两字，也就是男性名词了。”也就是说，“mister”中包含的性别因素，也“必然性”地呈现在“先生”概念中。那么，为何“先生”的性别指向无法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来解释，反而需要借用“mister”才能推演？显然，这一论断的基本逻辑起点在于，坚信“先生”和“mister”之间存在对译关系。“先生”与“mister”对译这一观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进入国人的思想世界并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识的？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有必要系统梳理“mister”概念在跨语境旅行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称谓体系的挑战与改造。

1911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指出，“mister”源自“master”，“master”作为男性名字的常用前缀，最初限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在《巴恩哈特词源词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中称“mister (Mr.)”为男性尊称。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mister”义项下有两条：“1.Mr的全写，书写时不常用；2.儿童常用，称呼不知姓名的男子。”在“Mr”义项下有两条：“1.用于男子的姓氏或姓名前；2.称呼要员。”综上可见，在英文语境中，“mister”作为男子之称，性别含义颇为明显。

英文“mister”在中国的跨语际“旅行”，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英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存在密切关联。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之际，英文“mister”便通过音译方式开始出现在中文典籍中。在《英贡使等进表听戏筵宴瞻仰陛辞人数拟单》中，将“mister”“mesrs”翻译为“米斯”，苏楞额特别解释：“米斯是赞美之词。”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粤语中文文选》(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还提到“mister”的另一种音译——“美士”。除此之外，“mister”还有“未士打”“未氏”“未士”等音译。表1为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编纂的中英辞典和教科书中对“mister”的中译。

表1中的13种中英辞典与教材在清末民初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中关于“mister”的中译共计15种，其使用频次如下：先生(13)、公(4)、相公(3)、老爷(2)、老师(1)、官(1)、师爷(1)、君(1)、大人(1)、事头(1)、司务(1)、头家(1)、老将(1)、家长(1)、美士(1)。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上列各辞典的作者无一例外皆将“先生”视作英文“mister”的中文译名之一，远远高于“相公”和“老爷”及其他译名。

正如前文所述，“先生”概念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下男女皆可使用，而“mister”乃男性称谓，两种概念在性别指代层面存在无法忽视的割裂式差异。那么，为何西方汉学家“异口同声”地选择使用“先生”来翻译“mister”呢？是西方汉学家们不了解“先生”与“mister”之间的不一致性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866年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在《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中将英文词汇“mistress”翻译为“女先生”；波乃耶(J.Dyer Ball)在其著作《粤语速成》(Cantonese Made Easy)中特别强调中文“先生”概念适用于所有性别。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上海方言词汇集》(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中将“schoolmistress”翻译为“女先生”。以上种种表明，早期的西方汉学家并非没有关注到这批被赋予“先生”或“女先生”称谓的中国女性教师群体。

既然西方汉学家了解到中文“先生”概念并不存在性别层面的特指，为何普遍采用它来翻译“mister”呢？其原因在于，首先，“先生”概念在晚清之际开始逐步呈现出超越阶层的普适性特征。这一平民化趋势自然为民国时期“先生”作为全体公民通称奠定了基础。其次，与“相公”“公”相比，“先生”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层面更具有广泛性。显然，在普适性和广泛性上，“先生”与“mister”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强调“先生”是汉语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mister的语言。显然，在西方汉学家笔下，“先生”与“mister”因拥有相似的内涵而建立起了互译的关系。

“先生”与“mister”的互译关系，毕竟是来自西方汉学家在跨语际实践中的集体性建构。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植入”国人思想世界之中，并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呢？

据笔者所见，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国人较少将“先生”与“mister”互译。人们在使用“mister”及其音译时，往往将它视作对西方男性的称谓，而在使用“先生”时，则视作对教师、医生等职业人士的尊称。

质而言之，“先生”是否与“mister”互译，反映了中西方话语权力在中国语言体系场域的角逐和竞争。从西方语言的角度来说，它亟需在中国语言体系内找寻西方语言的中文对译，从而降低和减少中西交流中的沟通成本和语言障碍。“先生”被视作“汉语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mister的语言”而受到西方汉学家的青睐。从中国语言自身的发展脉络而言，“先生”并无与“mister”建立互译关系的必要，两者固有相通之处，但皆存在独特的内涵和外延，在性别层面的尖锐矛盾更是难以调和。与其深度捆绑，不如各行其是，采用音译方式翻译“mister”，可以避免两者建立互译关系后产生的后续纠纷。

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势逐步发生变化。处于“船坚炮利”威慑下的中国在东西方话语权力角逐中日益弱势。而这种权力关系的变迁也相应地反映在东西方语言之中。由此，汉学家建构起来的“先生”与“mister”互译观念堂而皇之进入国人编纂的字典和日常使用之中。1868年，邝其照在《字典集成》中已将“先生”作为“mister”的中文翻译之一。在各种辞典的引导下，“先生”与“mister”互译开始在部分国人的思想世界生根发芽。

与此同时，“mister”的音译词——包括“未士”“密四”“密司忒”“密司特”“密斯特”“密司脱”等——也逐步在上海、北京等地扩散，并逐步渗透至都市社会的日常语言实践中。“未士”作为“mister”的音译依然在清末存在影响力。到了民国之际，部分趋于时髦者甚至不再使用“先生”，而是改用“mister”的音译词作为对方的称谓。

当“先生”与“mister”互译这一观念被部分国人接受之后，英文“mister”的含义也逐步渗透到“先生”概念谱系之中，并形成一个新的义项——“对一般男性的通称”。这种渗透看似悄无声息，实则波涛暗涌：毕竟传统“先生”概念男女皆可使用，但“mister”仅男性使用，两个在性别层面截然对立的含义如何共处于一个概念谱系之下呢？

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可从新文化运动爆发前陈衡哲与胡适二人关于“先生”称谓的诗文往来中窥见一斑。陈衡哲在回复胡适的信中称其为“先生”，这不禁引起胡适的注意。关于“先生”称谓，胡适寄送一首打油诗给陈衡哲：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而陈衡哲回复称：

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对此，胡适答之曰：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我戏言，本不该。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胡适所理解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先生”含义，并无性别指涉，而存在被呼者为尊、呼者为卑的习惯。故而当陈衡哲以“先生”称呼自己时，胡适表示极力推辞。与此相对，陈衡哲使用的“先生”概念则截然相反，其本质是英文“mister”的中文翻译。正如陈衡哲所言，“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密斯忒”即“mister”的音译词，其本身即是指男性而言。从这一角度而言，胡适称陈衡哲为“先生(mister)”并不恰当。显然，胡、陈二人观点互相对立，但皆有所本，关键问题在于现代“先生”概念已经杂糅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含义，由此这番造成“驴头不对马嘴”的诗文对话，其背后折射出是近代以来强势入侵的“mister”与传统“先生”含义之间的激烈交锋。

胡、陈二人关于“先生”的诗文交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初年“先生”概念谱系内在传统含义与“mister”之间的缠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不过，在东西方交流碰撞的近代中国，在不可译的语言之间究竟选择如何翻译，本质上是由强势语言决定的。

如果说，传统“先生”含义此时还具有与“mister”缠斗的资本，那么，新文化运动爆发及其彰显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成为压垮传统“先生”含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先生”与“mister”互译观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例如，1924年由教育部审定出版的《新法英语教科书》中在英文“mister”词条下唯一的翻译为“先生”。“先生”概念源自中国传统，但其内涵竟然需要用“mister”的含义来推断！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在现代“先生”概念谱系中，传统“先生”的含义沦落边缘，“mister”的含义日益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趋势在鲁迅1933年的一则书信中更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此信中，鲁迅尖锐地指出：

其实，“先生”之称，现已失其本谊，不过是英语“密斯偷”之神韵译而已。

“密斯偷”即“mister”的音译词。在鲁迅的认知中，“先生”概念丢失了“本谊”，沦为“mister”的附属物。质而言之，“先生”和“mister”的权力关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文体系内，“mister”本需依附“先生”概念而存在，而如今“先生”反而成为“mister”的“神韵译”了！

诚然，鲁迅认为“先生”已成“mister”的“神韵译”这一说法不无夸张之处。传统“先生”概念固然遭遇到“mister”及其音译词的不断侵蚀，但并非完全处于劣势状态。一方面，国民政府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从官方层面确定传统“先生”概念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国人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认知日益深入，社会逐渐开始出现对西方概念音译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批评。但在“先生”概念谱系内，“mister”日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传统的“先生”含义虽背靠政府赋予的合法性勉强与“mister”抗衡，但逐步走向式微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余论

综上可知，传统“先生”概念在历史衍变过程中呈现出“男女皆可用”和“仅男性可用”两种含义的矛盾。至少在明清之际，前一种含义在社会上居于主流地位。到了近代中国，由于概念的自身衍变趋势和西学东渐的时代大变局，以上两种含义的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完整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由此，两种含义的“先生”概念产生竞逐，前者挟西方话语霸权而被社会广泛认知，后者因政府“钦定”而具有合法性，在两者之间白热化的角力中，前者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

1949年，新中国“革掉了先生、夫人、太太、小姐的称谓”，论者将此视作“中国百姓的自由、解放、平等和主人公地位”建立的标志之一。新中国摒弃“先生”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它内在的阶级意识。中国共产党人甚至将它视作“国民党的气味与旧社会的习惯”，强调在私人来往信件中取缔包括“先生”在内的一系列称谓，代之以职务或“同志”。随着“先生”概念的失势，“同志”这一具有政治平等性和无性别区隔的称谓开始占据社会主流。

由此，“先生”概念的含义大幅度萎缩。在官方表述中，这一概念主要用来指代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或海外华侨等。此风气实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存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这一含义在这一时期还在延续，不过指代对象被大幅度压缩至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或海外华侨这一群体，不再成为社会的通称。

与此同时，晚清时期由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miser”与“先生”的互译联系，在1949年之后虽在我国内地一度消亡，但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依旧盛行。20世纪80年代，作为“mister”对译的“先生”概念再次从我国港澳台地区回流。受时代惯习影响，国人一开始主要使用这一“洋味”语言来称呼我国港澳台同胞和西方游客。随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围日益膨胀，逐步瓦解“同志”“师傅”在男性称谓上的统摄地位，“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了”。“先生”席卷中国并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既是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社会对新称谓的诉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风催发的一粒词汇的芽粒”。需要指出的是，仅男性可用的“先生”称谓，本质是英文“mister”的翻译，西方语言的话语权力与“先生”称谓的风行并非毫无关联。

除此之外，“先生”还有两重含义也在不断发展与传播。其一，用“先生”称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等；其二，用“先生”称年长而有威望者。目前以上两种用法皆不强调性别因素，两重含义仅居于支流地位。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当代社会关于“先生”的争议与讨论，凸显的是自清末以来“先生”概念在演变过程中一直潜藏的价值危机。传统“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近现代社会，“男女皆可用”的含义逐步边缘化，“mister”及其背后的性别因素在不知不觉间从“寄生”转为“主宰”，一跃而成“先生”概念谱系中最核心的含义。

如今广泛使用的“先生”，早已与前近代时期的“先生”无甚关联，两者虽使用同一个“皮囊”，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实质与内核。从这一点而言，女性之所以不宜称“先生”，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西方语言“侵入”后对中国称谓体系的改造与重构。如今，被晚清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国人的思想世界之中，“先生”在未来究竟应如何演变和发展？这或许值得当代国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展开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