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施政由表及里 治理实事求是
中共今天召开“二十大”,举世关注人事布局。“二十大”将会决定中共未来五年的方向,也等如刻划中国未来五年的路径。在香港,特首李家超三天之后发表的《施政报告》,不论如何也将决定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香港会是怎样的光景,香港人是否仍要瑟缩㓥房,这份《施政报告》将会预示答案。
李家超政府或许有意修订买家印花税,让来港工作满一定年期的人士退回税款,减低置业成本同时增加留港诱因。但若然香港楼价再次走高,即使能够退回买家印花税,对减轻居住成本的作用又有多大?尤其是放宽印花税可能改变投资气氛,按揭利率最快在明年见顶,楼市复炽是大有可能。
人才、房屋难题涉及结构成因
为了抢人才,政府也可以放宽指定行业输入人才的条件,让企业有更大自由度招聘境外专才。但更便利的签证条件只是从企业需求的层面着手,始终没有增加香港对于海外人才的吸引力。若然香港的生活成本依然高企,创新科技、创意产业等的发展机遇仍然有限,从供应端的角度看,人才来港及留港的动力不会大。
将临时检疫设施改建成过渡房屋,㓥房户或许可以有较好的居住环境。但先不说数量杯水车薪,而且公屋单位没有长足进展、置业成本没有显着回落的话,公营房屋供不应求的问题始终不会改善。最终入住的基层要么“过渡失败”,要重返不适切居所,要么只能长期滞留在过渡房屋,看不见真正安居的曙光。
类似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数下去。即使入境安排放宽至“0+0”,但旅游发展若然未能转型,香港找不到新的吸引点的话,始终无办法长期吸引旅客访港;即使明年政府收回西隧专营权,调控隧道费以促进三隧分流,但若然香港的职居分离不改,城市发展过度集中在维港两岸的话,过海的时间及经济成本仍然难有大幅改善;即使最低工资上调至40元,但若然雇主的利润仍然被地租蚕食,雇员仍然处于权力结构的下风,那么打工仔始终不会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贪一时方便随时尾大不掉
人才的问题跟生活成本和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居住的困难源于政府的供应和对市场的调控,交通规划的底下是城市规划,劳工权益的背后是营商环境和劳资结构……香港面对的积弊往往涉及更根本的结构成因,而且环环相扣,互为表里。若然我们只是个别用药、见招拆招,最终不但不可能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弄巧成拙。贸然楼市“撤辣”便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楼价上行,最终不但外地人才却步,本地居民也无法负担下去。
方便的手段总是吸引的。美国惯以“印钱”和“收水”来应对经济危机,结果却是走不出高通胀和经济衰退的两难怪圈。香港过去对表象问题见招拆招,不论是靠内地旅客来支撑旅游业,用停建居屋来托住楼市,以楼价升幅来充当收入增长,或是靠土地收入来支撑库房财政,都是依赖方便的手段,但结果有目共睹。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由董建华政府说到现在,住屋困难由曾荫权年代延续至今,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十年管治不足以拨乱反正。社会及经济问题尾大不掉,不但在反修例骚乱和新冠疫情中表露无遗,近来股市和楼市双双下挫,亦令人发现所谓的经济繁荣只如泡影。
五届政府、廿五年的轨迹说明了香港只求治标而不治本,最终标与本俱不能治。周三(19日)公布的《施政报告》作为李家超五年施政的蓝图,绝不能够再止步于表象成因。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言要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中共政府强调实事求是,两者都是指要由表及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由表及里的施政不可能靠过渡房屋来“告别㓥房”,解决问题的管治也不可能放宽了签证就当吸引了人才,提高了最低工资就当保障了劳工权益。
中共治国由表及里、实事求是
后骚乱、后疫情的现在,是结构改革的契机。就好像北欧乃是在二战之后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兖路,成功发展出经济高增长同时收入分配公平的北欧模式。中共在经历十年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同样从经济结构着手,而非见招拆招地针对表象问题用药。大乱后要大治必须经历改革,而历史上没有改革能够不触及深层次结构而成功。
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结构层面扭转金融海啸大水漫灌遗留下来的问题。“十九大”确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在于追求现代化的治理水平,中国特色坚持的是按国情需要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的理念确保施政以集体利益和共同富裕为依归。“二十大”面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地方防疫政策的张弛失衡、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经济金融围堵的美国挑战,中共不可能流于处理表面问题,而必定会从双循环经济结构、治理体系和能力等层面入手。
毋庸讳言,人事布局总是更受注目。或许这就是当代社会典型对“政治”的理解。特朗普抑或拜登,约翰逊或是卓慧思,政治就是谁下、谁上的权力问题,民主也约化成决定谁下、谁上的选举机制。但对于中共政府而言,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谁上之后,政策是否以广大人民利益为依归。去年《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便指出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而且“民主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好的民主一定是实现良政善治的”。
香港的失治有民主政制争议的因素,但更大程度上乃是治理失效的问题。李家超政府打着“开新篇”的旗帜上台,肩负着香港由治及兴的寄望,特首比社会任何一个人都更需要实事求是,由表及里。香港要走出新时代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符合香港社会的发展需要,治港者必须首先经历一场思想革命,推进治理模式的范式转移。哥白尼若然没有抛弃地心说,之后的科学革命也就难以出现。治港者若不改革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开新篇”的愿景也只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