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一国两制”下的“六四”

上周五（6月4日）是“六四”事件三十二周年，警方以防疫为由向支联会原定举办的烛光集会发出了反对通知书，并引用《公安条例》封锁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篮球场及中央草坪一带，使得该处多年来首度在“六四”当日没有看见烛光点燃。除此之外，警方亦于全港各处布下防线严阵以待，不仅午后开始在各条隧道的入口设置路障搜查车辆，还于其他地区加强巡逻，截查附近的街站和市民。尽管支联会事前已经公开表明不会到维园举办集会，但当晚仍然有一些前去进行纪念活动的市民跟警方发生零星冲突，出现了少数的叫嚣、堵路场面。

不论有没有悼念集会，“六四”对香港人来说都是特别而沉重的日子，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一页历史没有完全成为过去。而且“八九民运”爆发之际，正值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冲刺阶段，当时北京的主要决策者又正是首倡“一国两制”概念的邓小平，“六四”事件自然不只影响着香港人如何看中国政府，也包括如何看香港回归中国管治，曾经出现的移民潮便反映了个中情绪。在三十二年后的今天，一些人更将悼念“六四”跟现下中共政权以至香港局势挂钩，甚至因为“六四”当晚未能够在维园集会而抱怨香港的“一制”不再。

香港社会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薰陶，内地则以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挂帅，两种制度彼此之间本来有不少矛盾和冲突。但中国主权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择根据“一国两制”模式来运作，正好提供容许两者相互调和的空间，因此“六四”在香港从来不是禁忌，维园烛光集会多年来能合法举行。惟从近年香港的政治及社会事件可见，“一国两制”逐渐变得过度突显“两制”区隔，对“一国”愈来愈漠视。一些本土派组织早几年甚至讥笑“六四”集会“行礼如仪”，参加者是“大中华胶”云云，企图制造两种身份的对立。

当然，也有不少香港人仍然心系国家。成立于1989年5月的支联会，初衷一如其名旨在组织香港市民支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爱国”民主运动。其在“六四”事件后提出了包括“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两项要求在内的五大纲领，后来随着内地、香港两地变迁及世代交替，支联会调整了一些针对个别具体中共政策的短期目标，并且相继加入“薪火相传”、“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支持维权”与“毋忘六四，继承英烈志”等新口号，保持着对内地发展的关注和关怀。

内地不断变化发展 认知需要持续更新

不过，内地国情并非只有这些面向，而且各方面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需要我们持续地更新认知。“八九民运”距今三十二个寒暑，香港与内地的政治气候、社会环境亦有很大转变。香港主权回归、推行“一国两制”自不必说，国家各方面的成就亦有目共睹，譬如中国在1989年各国本地生产总值（GDP）排名里不入十大，来到2010年以后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再如国际透明组织从1995年开始编订“清廉印象指数”，中国起初只有极低的21.6分，去年增至接近两倍的42分，虽然整体上依旧处于中下游水平，但确实有明显进步。

香港人若然停留在以往对内地的认知，而且先入为主地用香港的“一制”审视中国，自然容易产生刻板印象，甚至是政治偏见。以近日引起不少争议、支联会五大纲领之一的“结束一党专政”为例，早在201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后，时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便据此指“结束一党专政”是“伪命题”，支联会于同年“六四”悼念集会的大会宣言里则针锋相对地质问：“‘结束一党专政’说的是什么？不就是要求政党轮替。”后者的言论折射出一种对于竞争式政党政治先入为主的倾向，殊不知内地重视的却是治理水平多于政治竞争。近年欧美国家的政治选举乱象、内地应对新冠疫情的成效，本应令人反思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但若然偏见已成，更新认知便无从说起。

另一个香港与内地的认知存在显著落差的题目是“法治”。这个词汇我们不只可以在当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标语、后续香港纪念“六四”事件的活动中看到，更可以在中共多年来的官方文件看到。然而，各方就着这个共同诉求一直没法达成共识，甚至互相指摘对方所作所为破坏“法治”。究其原因，恐怕源于香港人接受的是英美普通法传统，容易基于门户之见及意识形态分野排斥受到大陆法系影响的社会主义法系，往往难以正面看待别套体系下的“法治”标准。

毋庸讳言，中共执政的一些强硬成份固然保留了下来，但单凭这点窥豹一斑，无助我们全面认识内地国情及中共政权。昔日历史不能用作自己拒绝认同新事物的借口，就好像北京学生在“八九民运”期间提出“反贪腐”、“反官僚主义”的诉求，如今中国政府不也正在坚持这些主张吗？当年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经过改革开放发展以后更已彻底改变。在“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不能只知香港这“一制”，而不与时并进看待国家发展和社会的积极变化。

悼念“六四”初心不变 良性互动才能走远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要将“六四”事件抛诸脑后，三十二年前那场运动的本质依然值得我们正视，遇难及受害者家属的心灵仍然有待慰藉。中国政府当年对“六四”事件的不当处理，官方对“八九民运”的评价，也应该重新检视。但“六四”事件不应该成为阻碍香港与内地良性互动的绊脚石，更不应该成为抗拒国家的政治操作。

事实上，官方对于“六四”以前的历史，诸如“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均已承认错误，提出公允定论，香港人普遍没有存在很多芥蒂。坊间指中共不可能承认错误的说法，可谓不攻自破。以后“六四”伤痕若能抚平，将有助增加央港之间的信任，凝聚两地的知识份子和社会人心。但假若在此之前放任对中央的不满滋长酝酿，或者直接对此视若无睹，这种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对确保香港长期繁荣没有什么益处。

今年香港“六四”事件悼念活动因疫情而受限，亦可能因政治气氛而变得敏感，无疑非一些人所乐见。但真正的问题是在疫情过后，“六四”悼念活动如何走下去？香港人如何面对及认识中国？未来的组织者及参与者应当认真反思活动如何重拾初衷，不被本土派和激进声音牵着走。另一方面，政府和建制派亦要以平常心看待这些活动，因为它们多年来已经构成了这座城市历史记忆的一部份，并且是“一国两制”的重要体现。支联会不但名曰“爱国”，其骨干成员多年来亦有发起或参与各种保护钓鱼岛主权、悼念南京大屠杀的活动。只要是在没有违反本地法律的基础上，香港社会出于关心国家事务发出的声音应该获得存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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