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司长，香港尴尬够了！
《财政预算案》周三（4月30日）在立法会绝大多数议员举手赞成之下获得通过，按理说，这应是展示“改革求变”魄力、让市民看见成果的关键时刻。然而，除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重申香港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美国的霸凌极限施压”，并期望香港能担当“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以“开拓新蓝海”外，香港人从中看到了什么希望？
立法会议员的提问极其斯文，大概连“质询”也称不上。陈茂波在总结发言中就社福开支、公务员编制、飞机乘客离境税和边境建设费四项作出回应，看似理直气壮，却恰恰暴露了其视野狭隘、策略苍白。议员和市民关心的难道只是小修小补或几项收费吗？大家更焦虑的是香港经济的整体方向、产业转型步履蹒跚、创新动力阙如，以及面对全球变局时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市场塑造能力。司长选择性地回应微枝末节，却回避了对整体经济蓝图缺乏前瞻性、公共投资回报不明、未能主动引导市场应对挑战等根本性质疑。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看似可以为既定政策辩护，却从未解答香港未来的方向问题。
乱世呼唤能者 香港领袖何在？
预算案的根本问题是：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与挑战下，香港应该鼓励怎样的经济活动来驱动可持续未来？答案不能仅仅依赖过往成功模式，或是对现有传统支柱产业的修补和延续。更迫切需要的是前瞻性视野、决心和配套策略，主动催生结构性转型，扶持高增值的创新经济活动。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单靠政策的宣示或零星的资助远远不够。《财政预算案》“讲咗当做咗”，缺乏实质内容和执行力，正正是当前香港人对前景没有信心的原因。
退一万步说，即使只看陈茂波选择回应的那几个问题，其解释亦难以令人信服。就削减经常性开支而言，外界不禁要问，削减的原则究竟是什么？这背后体现了支持弱势社群、关怀民生的价值观，抑或只是为了平衡账目的数字操作？至于所谓削减公务员编制，更加是一场数字游戏，削减名义上悬空的职位，根本没有触及现有人手。市民期望政府提升效率、打破官僚主义，为何不能真正大刀阔斧精简架构、裁减冗员？而增加离境税，更明显回避了核心症结。市民近年选择离港消费或外游，真正原因何在？离境税由现时120元增加至200元，难道明年的复活节长假期市民就会留港消费？抑或依然是每日几十万人次离境，到时蓦然回首才知现在的高处未算高？如果问题根源在于香港自身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下降，尤其被高昂租金蚕食的营商环境和生活质素，那么加征离境税除了为库房带来16亿元的额外收入外，究竟能发挥什么战略作用？
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地缘政治紧张，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关税措施为全球经济蒙上巨大阴影。不只香港这艘小船要安然航行，所有经济体都在找方法乘风破浪，经济和财政的第一把手在此危机时刻至为关键。在加拿大，执政自由党几个月前才陷入民望谷底，但面对特朗普政府带来的经济及政治压力，曾领导加拿大央行及英伦银行的卡尼（Mark Carney）获寄予厚望，赢得国会大选。加拿大人看重的，就是其处理经济危机的专业能力。放眼环球，财金领袖的视野、魄力与策略向来备受重视。
司长理应敢于破局、塑造未来
反观香港，除了曾荫权曾经因为董建华辞职而成为行政长官的之外，为什么其后的唐英年、曾俊华凭借财政司司长的背景参选特首，不约而同铩羽而归？这是否也反映了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财政司司长虽然精于技术性理财，但从未“勇于改革、敢于破局”？讽刺的是，陈茂波在担任立法会会计界议员时，曾公开表示财政司司长作为特区政府财金政策的第一把手，社会有极大期望，并促请当局检讨税制、地价政策、资源分配。为何自2017年出任财政司司长后，他本人也成为了那个满足于维护“利益固化藩篱”的守成者？
财政司司长不应只是政府的“会计佬”，仅仅追逐短期纸上指标，更应该是洞察全局的战略家，以应对产业转型、经济重构、气候变化、人口老化、社会不均等长远挑战。财政司司长应该是塑造市场的设计师，运用政策工具创造有利于“共同福祉”的市场环境；财政司司长应该是实践公义的改革者，在运用公共资源时坚守原则，确保公共投资能带来广泛社会效益，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财政司司长应该敢于推动必要的制度改革，令公务员团队灵活应变、敢作敢为；财政司司长更应该具备政治智慧和沟通能力，团结社会各界推进那些对香港未来至关重要的改革。
狮城布局清晰 内地力度十足
同样面对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环境，为什么新加坡政府能够一方面提供如邻里购物券等短期精准援助纾解民困，同时更强调长远之计在于提升生产力和实际收入？他们重点为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民提供终身学习和技能提升的支援，并积极推动企业转型，同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政府短期应对与长远投资相结合，社会又怎会轻易失去信心？
同样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直接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经济遏制，国家却不仅设定了GDP增长、新增就业等量化目标，更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为核心战略。中央既有积极的财政政策，设定较高赤字率目标，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又有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以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稳定房市股市等关键领域，更有如推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具体措施，展现扩大内需的决心。这种顶层设计清晰、政策工具组合拳力度十足、目标针对性强的打法，充分展现了中央引导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心与能力。内地社会能够无惧外部围堵，有信心、有底气应对长期的挑战，绝非偶然。
八份预算案之后 亟需勇于改革的新舵手
“当世界被不确定性笼罩，没有经济体可以置身事外”，陈茂波此言不虚。他在任财政司司长已超过八年，理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经济舵手，足以带领香港化危为机。即使不计2017年仓促接手准备的那份，他也已经主导制定了整整八份财政预算案，完全足够用来提升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但现实却是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至今未解，新兴产业发展迟迟未成气候，连踪影都看不见，面对外部冲击的应对更显被动，甚至予人不堪一击之感。过去八年如果有什么经济规划，今天成效何在？
最新的这份预算案结果在立法会获得近乎所有人支持通过，除了两名在席议员没有举手。但事实上，不少议员已指出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有人担心北部都会区未能吸引私人市场资金参与，甚至有人不客气地批评官员缺乏应有的担当和勇气。如今看来，议员在表决时似乎也没有担当和勇气，大概是读不懂中央所讲“支持政府施政”的意思，拿捏不到批评的边界在哪里。但长远来看，这岂不正是以香港的经济前景以至发展前途作为赌注？我们是时候需要一位具备破局魄力、能够引领经济改革的新财政司了。至少，我们不用再让立法会议员明年重演这个局面，一边痛陈预算案未能大刀阔斧解决深层次问题，另一边却又再次无奈地举手支持通过。香港还不够尴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