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经济失落十年　香港应奋发图强

2019年即将结束，市民却无法以舒坦的心情告别2010年代，迎接2020年代，这既是因为反修例运动迟迟未见平息，也是因为两则与经济民生相关的新闻令人揪心：其一是根据早前公布的《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本地去年贫穷人口高达140.6万，创十年新高，而20.4%的贫穷率亦刷新近八年最高纪录；其二是最新失业率升至3.2%，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由于受到社会动荡影响，数字更升至6.2%，创超过八年新高。上述数字看似冷冰冰，但也值得让人反思，为何在人均收入比英法德还要高的香港，贫穷会如此普遍？为何在这个号称“全民就业”的都市，“低端”行业从业员会这么容易“手停口停”？

参考近期数据或许不够全面，我们不妨把时间线拉长至十年，看看香港的动态发展—2010年，备受争议的《最低工资条例》通过，香港从此在理论上为打工仔提供工资保障；同年，经历金融海啸的香港经济开始复苏，当年GDP增幅更高达6.77%，接着数年虽然增长放缓，但表现依然比其他发达经济体出色。

讽刺之处在于，明明香港出现了繁荣景象，何以许多人觉得自己是被遗弃一群，无法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有些人归咎于欠缺“真普选”，但正如《香港01》多次质疑，为什么实行真普选的法国无法避免“黄背心”、反退休改革等社会动荡？因此，纵使我们同意必须为重启政改创造条件，但绝不该耽误对经济民生议题的关注—假如社会欠缺克服深层次结构矛盾的共识，不就“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作出改革，那么香港只会再蹉跎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既得利益形成垄断　自由放任不合时宜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有一种“自由经济”迷思—政府“无为而治”是好的，不必因应经济状况制订适切的产业政策；政策总是偏向工商界，因为后者可透过“滴漏效应”造福社会；社会福利会“养懒人”，因此政府吝啬一点也没所谓。

同样严重的是，管治精英以《基本法》写明的“五十年不变”为护身符，把这个概念曲解为经济结构一成不变，变相延续源于港英时代、向工商界倾斜的经济格局，保障地产商的既得利益。自由经济、“大市场小政府”确实有助释放生产力和创造力，并曾在很大程度上带动香港经济起飞，可是，一旦出现垄断、固化局面，工商界利益便会逐渐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甚至形成结构性矛盾，社会冲突是早晚的事。

自由经济推动香港发展，却不幸地导致一些人不加批判地全盘照收，看不到改革的必要。就以上文提及的最低工资为例，当曾荫权政府2010年推动立法时，其实早已落后于澳大利亚、法国、韩国、台湾、英国等国家或地区，但本港不少雇主依然反对。到了立法成为主流共识，代表饮食界的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张宇人还执迷不悟，刻薄地提议把最低工资定于时薪20元。反对最低工资的理由，离不开雇主可能因经营成本上涨而裁员，然而，根据统计，自从法定最低工资在2011年5月实施以来，失业率一直保持平稳，2011至2017年的数字介乎3.1%至3.4%，2018年更跌至2.8%。由此可见，当年反对立法的人根本就是危言耸听。

住屋问题重中之中　政府不应外判责任

订立最低工资是对自由经济的局部修正，港府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但它在房屋这个更重大的议题上，却一直没有承担。住屋困局的成因，在于政府任由地产商主导相关议题，没有认识到为市民提供适切居所是执政者的基本责任。结果在自由经济逻辑下，楼价不断上涨，“㓥房”处处，轮候册上的公屋申请宗数亦由2010年底约有14.5万宗，飙升至今年9月底的25.75万宗。

住屋是民生问题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市民的升学、就业、结婚、退休等人生大计。《香港01》一直呼吁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透过收回闲置土地广建公屋，但当局畏惧既得利益势力，对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等可行建议置之不理。直至反修例运动爆发后，当局才姗姗来迟地提出大规模收地，总算有些长进。

当然，单单处理好房屋问题并不足够，政府大可动用庞大财政储备，推动全民退保、免除大学学费、回购港铁等政策。只要当局不再“外判”民生责任，主动在社会分配上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便可大幅减低市民的生活成本，从而向建立“全民共享”社会的目标迈进。

经济结构过度单一　低端行业首当其冲

与此同时，当局应当在“产业结构”改革上发力，扭转产业结构严重扭曲的格局。单从数字来看，本地GDP由2010年1.78万亿港元，增至2018年2.85万亿元，增幅逾六成。但仔细分析，“高端”行业占比远较“低端”行业为大，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占GDP比重，由2010年16.3%增至2018年19.7%，反观零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比重大体不变，由原先分别占1.0%、0.9%、0.4%，平稳或些微增至1.0%、1.0%、0.5%。

政府官员经常把GDP增长挂在嘴边，以此证明经济政策有效，殊不知一般人对这些数字根本没有感觉，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个人收入是否可以提升，以改善生活品质。在香港，金融及保险业养活了6%就业人口，从业员在2018年的工资中位数达2.7万元，相比之下，零售、餐饮及住宿服务行业养活15%就业人口，但工资中位数仅稍高于1.3万元。如果计入供楼、租金、交通等支出，“低端”行业从业员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上所余无几。

产业结构过於单一的恶果人所共知，政府并非没有克服这个问题的意识。曾荫权曾在2009年提出文化及创意、医疗、教育、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以及环保“六大优势产业”，试图打破僵化的经济结构，但欠缺一以贯之的决心。对于教育、医疗这两大香港强项，政府本来可以主动筹谋，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前提下，发展教育、医疗产业，借此创造高增值职位和增加税收。可惜当局却欠缺视野，没有大力发展上述产业。梁振英上台后，甚至干脆宣布不再以经济与产业角度看待这两个领域，等同自断优势。

产业结构改革有很多面向，除了发展自身优势产业，还可拓展新兴产业，包括赶上国际创科大潮，为青年提供更多上流机会，但港府“捉到鹿都唔识脱角”。例如在2011年，美国大型科技企业Google计划在香港设立数据中心，获港府欢迎，但在举行动土仪式后，相关地段却荒芜两年，官方说辞是香港缺乏可扩展的土地以应对急速发展，最终Google转战台湾。现在回想，问题并非香港欠缺土地，而是政府没有魄力觅地—香港有地兴建迪士尼乐园，竟然没有地方建设一个数据中心？

对上十年，香港在经济民生层面建树不多，反观新加坡、深圳等周边地区却焕发生机。改变始于认知，香港在“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如果她执迷不悔，继续“外判”自身在经济管理上的责任，到头来只会加剧深层次结构矛盾；相反，如果她愿意摒弃“大市场小政府”思维，仿效新加坡、深圳，主动推行改革，制订适切的产业发展策略和财富分配策略，未尝不能为香港经济开创新局，继而带动民生层面的进步。去旧迎新之际，政府当思如何带来新的可持续发展愿景，勿让香港再换来另一个失落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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