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从国庆70周年反思香港　“一国两制”仍是出路

10月1日（本周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陆港两地却呈现截然不同、互相排挤的现象；内地一片欢腾，人民凝聚力无比高涨，香港则陷入回归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冲突，而且迟迟未见平息。两地在国庆时节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难免教人思考香港的前路——应该如何理顺特别行政区与国家的关系？作为国策和香港命运所系的“一国两制”应该如何走下去？

在近日的反修例示威中，有激进示威者涂污国徽、焚烧国旗，这些明显旨在泄愤的举动，清楚无误地折射出部份市民对国家抱有对抗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官媒多番指摘香港教育出了问题，而特区政府亦向被指为“元凶”之一的通识科“开刀”——为通识教材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甚至可能会推行强制送审。香港回归已经二十二年，两地之间应有的融洽和谅解，至今无法建立，情况并不理想。

一叶知秋，许多港人欠缺国家认同，已是不争的事实。教育当然有很大影响，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是，在过去二十二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两地并没有真正互相认识。具体而言，长年的殖民统治对香港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港人建立了独特的身份认同，就像台湾因为被日本殖民五十年而有着强烈的日本文化认同，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另外，早年香港人口主要由内地南下的难民所构成，他们对中共专制统治有着天然的恐惧，而回归后中央驻港官员失职，亦令情况变得复杂。再加上近年内地经济崛起对港人心理构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导致港人无法客观看待内地，部份人甚至逐渐形成偏见。但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敌意，大家听到的都是模糊的、情绪化的解释。

以对抗心态看待内地，不单不是香港的出路，反而会伤及自身，亦缺乏合理性。《香港01》认为，在香港人普遍不接受“一国一制”、而“港独”又不可行的情况下，“一国两制”是唯一的现实选择。可笑的是，连在殖民地时期都没有人叫喊“独立”，今天喊“独立”的人确实是坏了脑。

“一国”可谓失败　“两制”诡异成功

近年，社会人士争辩“一国两制”是否已经走样变形、是否已经失败。我们的看法是：“一国”确实失败，“两制”却诡异地成功，甚至非常成功，而“一国两制”的成绩就“麻麻地”。

当然，将“一国两制”分拆为两部份来讨论是错误的，而且会误导大家。“一国两制”并非“一国”、“两制”两种概念的堆砌，它是统一的概念，相互作用，合二为一。没有“一国”就根本不会有“两制”，“两制”的互动是“一国”之内的互动，而不是任何其他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更严重的误解是，大多数人不明白“五十年不变”是指“一国两制”不变，而不是指资本主义这一制在五十年的限期内一成不变。因此，港人应该运用“港人治港”的优势，改革和优化自己的一制。事实上，如果早就这样做，社会或许不会像现在一样有这么多怨言。

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聚焦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又不做任何深度研究，讨论时都是用政治情绪或意识形态去强词夺理，各取所需。最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将“两制”之间的差异误解为“对立”，而不是“互补”，就好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停留在冷战时期，忘记了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西方每年都有过万亿美元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它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比陆港关系更好，起码没有到了烧国旗的地步。

其实，我们说的“一国”失败，不是指中国失败，而是指“一国”观念无法在香港这个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落地生根。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源于中央政府治港政策的巨大失误。在香港回归后的一段颇长时间内，中央以“区隔”而非“融合”的态度管治香港，侧重“两制”差异，甚至过度强调香港这一制的优越性，同时又忽视“一国”原则，以为回归真的只是“换旗换督”那么简单，没有把“一国两制”视作一个统一的概念。在“井水不犯河水”的逻辑领导下，中央在香港其实没有多少“存在感”。

香港政府的表现就更差劲。它除了在教育方面彻底失败，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从“一国两制”的高度看问题，只是继续巩固“两制”区隔的单一认识，跳不出“井水”、“河水”的框架，结果是国家观念始终无法在香港建立。当冲突发生，加上一些“书生”和政客在那里虚构一堆伪理论，导致极端本土思潮、甚至港独思潮找到滋生的空间。

但诡异的是，我们同时看到“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就以政制发展为例，香港立法会作为地方议会，却能够在2015年否决根据全国人大“8．31”框架制订的政改方案，行使了《基本法》赋予它的权力；相比之下，同样作为地方议会，广东省人大连推动政制发展的机会也没有，遑论否决全国人大的决议。

不得不提的是，在2014年“占中”期间，我们熟悉的“专制”中央不单没有命令香港政府清场，甚至勒令对方停止施放催泪弹。最近反修例示威虽已持续超过三个月，期间甚至发生围堵中联办、“烧国旗”等侮辱国家象征的事，但中央表现克制，希望问题由香港自行处理，尊重“两制”。讽刺的是，在修例冲突中，相对于激进示威者和个别警察，最守法的竟然是中央政府，这一切显然是“两制”的成功。

港人当家作主　毋须脱钩独行

让香港人当家作主是“一国两制”的原意，但它不是指香港和内地“区隔”，而是希望殖民地官员离开之后，香港人自己能管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特区的社会体制与内地截然不同，除了沿用受到国际认可的普通法体系，还可在《基本法》规定下，循序渐进地达致双普选，这些都是内地、甚至另一特区澳门所不具备的。

毋庸讳言，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它虽是中国的一部份，但香港人普遍受到自由主义影响，这点与接受了威权主义的内地人民截然不同；就算这样，如果否定“一国两制”，甚至以类似美国总统特朗普大搞中美“脱钩”的逻辑，继而尝试变相“港独”，不再视陆港两地是“命运共同体”，那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姑且不谈陆港两地在经济民生上的联系早已非常紧密，政治上拥有主权的中央亦不可能无视“一国”底线，对香港的乱局视若无睹，任由局势失控。

在这些客观形势制约下，主张“揽炒”的极端示威者，除了获得不成功便成仁的“美名”，究竟可以争取到什么？他们又可以把香港引领到何方？勇武分子曾经怪责“和理非”不成功，由他们试试，结果呢？因此，与其不智地参与没有胜算的赌局或乱局，何不回归理性，在现实而非幻象中做得更好？

香港家底丰厚　惟须自强不息

在香港，有些价值明明可以维护，只是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放松了坚持。例如在旷日持久的反修例示威中，市民对“暴力”的包容度明显较以往大，这种情况极不理想。终审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国能早在7月初明言，非法和暴力行为必须人人谴责，这在法治之下是不可容忍的。试问，还有什么比大家不再坚持法治、任由我们引以为傲的法治优势逐步丧失，更令人悲哀？试问，“和理非”与特首林郑月娥的对话有利于谋求社会共识，还是投掷汽油弹、破坏港铁站的暴力有用？如此简单的道理还需要争论吗？

港府和市民必须认清，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一制仍然大有可为。《香港01》不厌其烦地指出，香港其实累积了不少“家底”，依然具备本钱高举我们想要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旗。不是吗？我们的库房拥有庞大储备，足以推动社会民生改革；我们在法治、金融、专业服务等领域具有优势，更不用说许多市民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足以实现改革的专业品质。可惜，香港社会欠缺全面改革的共识，这种看似简单、实质艰巨的无形之物，让我们的年轻人耗费不少精神在陆港“脱钩”、“去中国化”之类的幻想中，继续蹉跎岁月。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内地进一步发展，陆港互动将更加频繁，过程中肯定还会出现各种摩擦，因此需要理性和智慧去处理，这亦是“一国两制”要解决的问题。对香港来说，若要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最根本就是要踢走偏见，摒弃对抗心态，培养国家认同，起码不要把香港和国家利益置于对立面。与此同时，香港须以自强不息的心态，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加强最大的主体认知和能力，通过现实改革，证明香港的一制充满正能量，能够与内地那一制比翼双飞、互利共赢。“港人治港”不是讲出来的，是要做出来的。若非如此，陆港关系将难以理顺，“一国两制”势将无法成功，这绝不符合740万港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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