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回归二十二周年 一国两制的三个反思
今年6月，港府迎来了回归以来最大型的抗争运动，官员最终暂缓修订《逃犯条例》试图平息民愤，惟及至“七一”回归纪念日，参与游行的市民仍然众多，足见民怨尚未降温。很多人会质疑，香港回归已经二十二年，社会冲突却愈演愈烈，“一国两制”是否失败了？我们必须认清，“一国两制”是一种政治理念，还需要具魄力的政治家去建立适配的制度以及有效的执行；另外，正因为“一国两制”不是“教条”，落实“一国两制”的管治者必须因时制宜，才能确保它行之有效。要言之，现时中央、港府、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存在三个问题。
港人治港异化 政治体制应该改革
先说港人治港，回归后立法会“新九组”被废，直选制度也由原意为制衡泛民的比例代表制取代单议席单票制，反对派的影响力有限，除了外交和军事由中央主管外，政府、建制派基本上牢牢掌握香港的管治权。纵然建制精英几乎“无所不能”，但回归以来，香港的社会问题却不断累积，市民坐困愁城，甚至让人联想起一个宗教悖论—无所不能的上帝为何对人间的苦难视若无睹？
港人治港的原意是，让较熟悉香港情况、较获认可的管治者治理香港，绝非指持有永久身份证就可以承担领导香港的责任，这是香港人要认识的，中央政府亦应该慎重处理这个议题。
港人治港运行逾二十载，但历届特首的“离地”令人扼腕。回顾十六年前的“七一”大游行，成因之一是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以粗暴手法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引爆久积的民怨。往后的官员却未有汲取教训，梁振英出任特首后更以斗争为纲，引发社会撕裂，任内也社运连场。林郑月娥上任后大吹和风，正当大家以为社会可以逐步回归风平浪静之际，却闹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风波，冲突比起2014年的“占中”尤甚。回归逾二十载，香港一众建制精英不但未有善治香港，反而令香港卷入乱局。
从官员管治技巧拙劣、不恤民情，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离地万丈。更令人深恶痛绝的是，他们完全罔顾民生疾苦，甚至要中央点出问题，才懂稍稍“施恩”。例如2011年，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访港时，已经批评港府解决房屋问题不力，后来他又以澳门在发展公共房屋为例，暗批港府的房屋政策不足。及后，时任特首曾荫权虽宣布复建居屋，但政府换届两次，市民仍受房屋问题困扰，足见管治者脱离民意，完全认识不到社会问题的根本。
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港人治港早已异化成“离地的港人治港”，与制度的原意背道而驰。要让“一国两制”稳行致远，香港的政治制度必须革新，培训更多贴地、具政治手腕的政治家作为管治者。就此，重启政改落实双普选是增加政府管治认受性的方法之一，是当做的事。问题在于，台湾和美国的经验都可以说明，普选只能够做到将管治不好的人拉下台，却不能保证选上合适的管治者，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甚至可能只是佯装贴地，根本无助解决民生之困。所以，任何普选制度必须配合其他机制，让胜选者必须真正认识市民所需，而不是在利用选票，继续离地。
经济严重不公 央港均须亡羊补牢
香港人必须认清，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两者不可或缺。在这里可进而讨论香港资本主义的问题。的确，《基本法》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但我们决不能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为铁板一块，不可改进。
也许有人会斟酌《基本法》第五条中“原有”一词，认为香港应奉行殖民地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没人会反对保护私有产权、尊重自由市场等精神，但这不代表香港要墨守成规，完全照搬既有制度，而非与时俱进地调整。
事实上，就连殖民地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断变迁，例如在战后初期，港英政府只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但到了麦理浩年代，则出现大刀阔斧的十年建屋计划、九年免费教育等改革。我们要问，既然殖民地官员都不时改革资本主义制度，所谓“原有的资本主义”显然不是要求香港的经济制度一成不变。
回顾《基本法》起草过程，起草委员并未有深究资本主义的定义。凡有常识者皆知，世事如此多变，不可能一本通书用到老，当香港的自由市场机制流弊丛生，造成严重不公，就必须加以修正。而且，随着经济进步，市民渴望政府能够改善社会福利，本属正常不过，就像没有人会否认瑞典、德国、新加坡是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些国家相对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再分配制度，却能够令人民更有尊严地生活，更彰显社会公义。
香港今日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局，与自由放任市场所造成的不公息息相关。可惜的是，港府以至中央都未有充分意识到问题所在。由董建华到曾荫权，再到梁振英、林郑月娥，施政理念虽由“积极不干预”进而“适度有为”，再改为“管治新思维”，但仍然受着“大市场、小政府”的阴影笼罩。至于中央在回归以来，虽然推出CEPA、自由行等政策刺激香港经济，但正因为港府在财富再分配上无所作为，大部份港人都未能从中得利。
香港迷信自由市场的弊端已彰彰明甚，大家在讨论民主自由的同时，也要探讨香港的资本主义如何包含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香港人必须强烈表达诉求并积极达成共识，让港府和中央政府都听得见，只有这样，才可能争取一位更符合港人治港原则的特首。如果依然萧规曹随，依然拥抱所谓“大市场、小政府”，或者依然把自由市场奉若神明，连基本问题也认识不到，又如何解决问题？
融合自主非对立 港人不应惧怕变化
除了前述的内忧之外，香港还面对内地其他城市竞争。随着内地城市经济长足发展，香港在各方面与内地城市互联互通、加强合作是大势所趋。我们忧心，如果港人意识不到自身问题，继续自我感觉良好，不但未能领导发展，更会落后于人。
近月以来的“反送中”抗议，既源于港官修例手段粗暴，也源于港人的恐共心理。毋庸置疑，内地的管治有专制、落后之处，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经济也远远落后于香港。然而，时至今日，内地城市已非吴下阿蒙，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无论在创科产业发展以至生活水平，都已经追近甚至超越香港。
一如《逃犯条例》修订，很多港人视本年初出炉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洪水猛兽，甚至视之为对高度自治的蚕食。正如我们过去指出，《纲要》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当中提及的政策方案鲜有顾及民生，但我们却不能因其不足而将之彻底否定。
《基本法》赋予香港高度自治权，但香港拥有高度自治跟香港与其他城市互联互通、加强协作并不矛盾。港人拥有言论自由，有权发表任何合法言论，但不代表这些言论对香港都有利和有效。要知道，大湾区规划以经济为主，而且，林郑是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中的一员，说大湾区规划是剥削香港的自主地位，根本不符现实。我们忧心，内地城市正就大湾区规划摩拳擦掌，港人、港官却如在梦中，如果情况持续，恐怕香港不但不能成为大湾区的龙头，更会落后于深圳、广州，沦为大湾区的“三哥”。其实，香港在教育、医疗、金融、科研等方面尚有优势，政府、民间应协力发挥这些优势，让香港在未来二十年可以领导大湾区发展，成为大湾区的核心。
“一国两制”是恢宏的政治创想，容得下不同诠释和解读，在回归二十二年之际，香港迎来了1997年以来最大的乱局，这反映旧有的管治制度及思维出了问题，无论是中央、港府、市民，都需要深思“一国两制”应如何走下去。亡羊还须补牢，我们固然认为香港应该落实普选，但政治民主决非解决社会问题的独步单方，如果社会对于经济民主缺乏共识，困扰市民的房屋、劳福问题只会无日无之并加剧。我们也期望，港人在冲突后能够回归理性，实事求是地看待陆港关系、本地问题，只有这样，香港才能在融合中确立自主地位、在未来的日子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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