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0年 一国两制“失败地成功”
刚过去的周六(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若说市民是“热烈”地庆祝,更现实的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度过这天。特别是这些年来,面对政制发展迟缓、楼价不断攀升、贫富矛盾加剧,一些人会怀疑,这是否意味“一国两制”失败?但讽刺地,香港回归之后的各种折腾,是以一种失败的方式证实了“一国两制”的成功。
在上周五(6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出席了盛大的晚宴,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当社会的焦点,都放在习近平的访港行程与他的一言一行的同时,有另一则新闻,可能更加触动港人的情绪,就是港府的差饷物业估价署同日公布,最新的楼价指数为333.1点,意味回归20年以来,香港楼价升了一倍。若说1997年的时候,香港的楼价是高烧得陷入疯狂状态,当下的香港楼市,就是比疯狂更加疯狂。
看到如此高昂的楼价,不少港人自然难以由衷地讴歌香港回归20周年的成就,更多是慨叹这20年来,普罗大众的日子其实不好过,生活水平并没有“与时并进”。20年来,本地生产总值升了大约八成,但香港的个人收入中位数,只是增长约六成而已。
香港人一向信奉“狮子山精神”,以为勤奋刻苦,就可以开创出更美好的明天。但这20年告诉香港人的却是现实的残酷,就是任凭你再努力,也未必能分享到相应的经济成果,换来的只是“世界第一”的最长工时,还有日益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
习近平在7月1日当天发表讲话,以严厉的用词指出香港的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反映就连中央政府,都对此不满意。
除了经济、民生方面得不到满足,一些港人更失望的是政制发展迟缓,经历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5年的政改方案在“等埋发叔”闹剧下失败收场之后,香港社会仍就何时重启政改、若再启动政改是否又要依循人大“831方案”而争论不休,对于《基本法》所承诺的最终达致普选目标,港人根本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是终点。
故此,回归20周年纪念教香港人五味杂陈,当官方不断宣扬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如何成功地落实,不少市民在情感上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香港,就是官方所说的一国两制成功模样,甚至有人会觉得“一国两制”是失败的。只是,若重新梳理“一国两制”实践20年来的得失,现于人前的是一个极其讽刺的现实,就是市民所切身体会的香港种种失败,却反映出“一国两制”的成功,变成了一种“失败地成功”的吊诡状态。
香港政经皆折腾 “一国两制”是得是失?
什么是一国两制“失败地成功”?就以港人最揪心的楼价问题来说,“一国两制”保障了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而在具体的执行上,港府则奉行了“大市场、小政府”的施政方针,就连市民的居住问题,亦不负责任地推卸给“自由市场”处理,透过置业主导的房屋政策,推使市民到私人市场置业,以解决其住屋需要。
与此同时,本港商界亦不思进取,至今普遍仍抱?上世纪70、80年代的“hi-tech揩嘢”心态,在开拓新兴产业上严重迟缓,大量资金以至心力都放在房地产投资之上,令香港渐渐变成了一个房地产行业近乎独大的经济形态。
在港府放任无为、地产商予取予携下,“一国两制”保障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却异变成楼市深度绑架经济民生的局面。习近平的七一讲话直指,香港“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商界听到了吗?
至于在政治上,港人所感受到的政制困难,也正好是一国两制“失败地成功”的显例。自回归以来,香港经历了三次政制改革,但只有2010年的一次才获得通过,2014年的政制发展争议,更演变成了历时79天的雨伞运动,令香港陷入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及后政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将根据人大“831决定”草拟的政改方案提交上立法会,最终一如预料未能通过,在70名立法会议员中只取得8票赞成票,政制发展继续原地踏步。
而这次失败,也相当程度反映出“一国两制”的成功。全国人大虽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在“一国两制”之下,其决策在香港却非畅通无阻,人大“831决定”就是被香港立法会所否决。而香港对于中央政府的一些政治要求,无疑是第一次的政改方案也好,以至《国家安全法》立法,也就是所谓的23条问题,香港也在“一国两制”之下,向中央“说不”了20年。纵使其客观结果,不但是香港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政治争议、中央政府与香港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但这些“失败”,正好彰显了“一国两制”的有效实施。
香港如慢跑兔子 两制的最大挑战
然而,这种“失败地成功”的“一国两制”,与“一国两制”的真正成功,似乎有点渐行渐远。邓小平当初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目的是要画下一条模糊的政治界线,借以缓冲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容让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至少有“50年不变”的空间,将两地的发展差异逐步拉近,特别是要将当时仍然一穷二白的中国内地,追上较为文明先进的香港。
只不过,香港回归中国20年以来,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发展步调却千差万别。虽然中国内地在政治、法治改革仍然明显滞后,但在促进经济、改善民生方面,却是有飞跃式的发展,不但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亦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以至在灭贫方面,中国内地亦成为了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贫穷人口减半的国家。
相比之下,香港在这20年间,却在政府失去领导力、商界的不思进取之中陷入停滞,甚至不进反退的状态,亦因为社会利益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为各种激进声音例如港独提供了不断滋长的养分,令香港政制发展倍添障碍。
即使香港的法治水平仍明显优于内地,但习近平确实显示出大力提升内地法治水平的意图,特别是在平反冤假错案,以至司法体系改革上,都已渐渐见到一些成绩。过去20年,香港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已大大收窄,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香港与内地的发展,特别是在法治水平的差距,又会是怎样的状态?到了2047年,即“一国两制”实行了50年的时候,香港能拿出什么强而有力的理据,要求继续实施“一国两制”、捍卫香港的独有生活方式不变?
因此,“一国两制”在这20年来“失败地成功”,对香港是一个强烈警示。要保障香港这一制,依靠的不是中央的“恩赐”,而是香港本身必须自省自强,以实绩显示香港的一制是充满生命力与正向能量,能够与内地的另一制分庭抗礼,走一条与内地截然不同,而且能够“成功地成功”的发展道路。
捍卫香港独特性 政府商界责任重大
对此,港府固然责无旁贷。正如《香港01》社论亦曾指出,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当一个具“领导力”的特首,依据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在房屋、扶贫、安老、劳工权益、产业政策等议题上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需要触动既得利益时要有所担当,敢于作为,促进社会利益分配趋向平等,从根本上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结构矛盾,让每一个香港人都相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可迈向市民生活富足安稳、社会公平和谐的美好未来。林郑月娥更要设法修补社会的撕裂,一如习近平所要求般,对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的党派,只要愿意拥护“一国两制”,都要与之沟通。只有改善民生、社会团结,才能够为捍卫香港的一制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香港商界亦要负上极大责任,因为商界若继续因循守旧,以为可依赖地产、金融等“老本”过活,但国际上不少例子都说明,这条路根本行不通。日本经济泡沫在1990年代爆破后,迷失至今仍迷途未返;以至金融海啸后,带动美国走出困局的是充满活力的创新科技产业。如果香港商界继续不思进取,沉迷在地产、金融资产收益带来的虚幻繁荣,对投资创新科技、推动香港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仍冷淡以对,那么,当中国内地新兴产业发展有成,特别是创新科技发展跻身于世界前列位置之时,远远被甩在后头的香港,还能有什么本事说香港的一制,较内地的一制仍然独特优越?
除了政府与商界外,此更是每一位香港人都要思考的问题。香港的代议士们,是继续沦为被民粹牵?走的政客,还是为香港前途有所取舍的政治领袖?香港的公务员们,是继续当习非成是的官僚,还是为香港市民有所承担的公仆?以至普罗香港市民,如何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最好,为社会发出一分热、一分光?如何将“一国两制”由“失败地成功”,变成真正的成功,这将有赖所有香港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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