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林郑解蜗居民困 须“好打得”非“好讲得”
对于㓥房问题不断恶化、楼价不断飙升，与其说普罗大众对这些数字感到惊讶，更贴切的可能是，市民早已对此感到沮丧、无助，甚至有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无力感。因为过去十多年来，本港的房屋政策一直走了歪路、错路，但无论问题如何显而易见、无论社会大众如何呐喊，历届政府的官僚甚至领导层，对此都仍当局者迷，又或是如装睡的人一样，怎样叫也叫不醒。
2002年，是本港房屋政策步入歧途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当时香港经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科网泡沫爆破、911事件等连环冲击，楼价泡沫亦彻底爆破，时任特首董建华在成功连任后，便部署一系列的刺激楼市措施，而其中一招重招，就是2002年11月推出的楼市“孙九招”。时任的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宣布取消定期卖地、停建居屋、叫停两铁（地铁和九铁）住宅项目等九项措施，更曾放风指政府打算有朝一日将公屋数量封顶，而这一系列措施的背后理念，就是要将房屋问题全面市场化，由私人市场操控住屋供应。
而这套思维，一直影响历届政府，无论是2004年全面推行的“勾地”制度，将土地供应话事权拱手相让予地产商；以至曾荫权上任后多番拒绝复建居屋和恢复定期卖地，以免“干预”自由市场；及至“房屋特首”梁振英上任后，将土地资源优先供应给私人发展商，如2017至2018年度的卖地表现，预计将供应可建2.43万私人住宅单位的土地，远超原先1.8万的目标，惟资助房屋的建屋进度却严重滞后，十年建屋计划仍欠至少4.3万个单位的用地，在在显示政府的房屋政策市场化取向。
“自由市场”无法调节安居需要
由此可见，造成当前房屋困局的，不是个别特首的决策失误造成，而是因为由董建华、曾荫权，到梁振英，都天真地将市民的安居需要，放手给所谓的“自由市场”调节，却忘记了“自由市场”本来就没有责任保障每个市民都安居乐业。而以“自由市场”的名义包装政府在房屋政策上的放任无为，无异于将700多万市民最基本的安居需要，置于汹涌的资本洪流之中。
其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当前的住屋问题困局：一边厢，在政府向私人住宅市场优先供应土地之下，私人住宅未来三至四年的潜在供应虽达到9.7万伙的天量，但在利率水平仍然偏低、游资仍极度泛滥之下，私人住宅楼价仍如坐火箭般飙升。
自从“孙九招”之后，本港工资中位数上升了大约六成，政府差估署的楼价指数却累升超过四倍、租金指数升了近一点四倍，因追不上楼价、租金升幅，而买不起楼、租不起楼的市民亦愈来愈多；另一边厢，由于大量市民特别是基层，无法购买或租住私人住宅，更多人涌向了资助房屋，惟资助房屋需求长期被忽视，等不到上楼的市民只能无奈地蜗居㓥房，而且㓥房租金在“自由市场”之下也不断水涨船高，导致基层市民愈住愈细、愈住愈差。根据统计处的数据，对比2014年和2016年，㓥房的月租中位数由3,800元升至4,500元，两年间升了18.4%；㓥房户人均居住面积却由61.8平方呎跌至56.5平方呎，这些数字背后，都是市民特别是草根阶层对蜗居困局的无声呐喊。
面对香港当前的住屋困境，若说官员完全无心装载，也未必公允。如运房局局长陈帆早前表示，对于目前的觅地建屋进度感到“羞愧”，而曾在上届政府任发展局局长、现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称，对未能满足资助房屋的土地需求感到惭愧。这些高官的言论，无论只是纯粹摆摆姿态也好，还是心感歉疚的肺腑之言也罢，关键都不是他们说了什么动听的话，而是这个政府是否愿意真心诚意面对问题，拿出政治决心认错改错。
觅地纵难 却非无计可施
不过现时看来，对于政府解决住屋问题的积极性，相信不少市民都未感乐观。林郑月娥在上任后随即提出进行全社会的“土地大辩论”，并成立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以检视和评估各种增加土地供应的选项。但小组的实际工作进度似乎处处碰壁，例如在讨论新界棕地问题时，有人认为棕地并不代表可马上发展的闲置土地，不少在棕地作业的物流、仓储业有存在价值，又指棕地业权分散、整合困难；至于动用《收回土地条例》征收由地产商所持有的农地，又指存在被司法覆核的风险；若要取消丁屋制度腾出土地，不但面对乡绅势力的反对，更可能涉及《基本法》对保障原居民权益的宪制问题。此外，如移山填海、旧区重建、开发郊野公园边陲、增加发展密度等，种种觅地建议都遇上各式各样的阻力，令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工作显得裹足难前。
相信市民不是不理解觅地到底有多困难，但不代表市民要继续容忍蜗居苦况不断恶化的现实。而且觅地纵然事事皆难，政府并不是毫无其他切实可行的选择。事实上，香港早已有一幅摆在眼前、短期内可供应用的大片土地，就是占地170公顷的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
相比其他觅地选项，将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改作建屋，可说是短期内最合理的选项。这幅土地的大业主本来就是香港政府，不涉及如棕地般的复杂业权或拆迁问题；而且政府批出的租约，列明只要12个月前发出通知便可收回土地，加上此地本来亦将在2020年8月租约期满，政府要回收于法有据；由于高球场环境早已人工化，保育方面的顾虑也较少，平整土地的技术困难也不高。按照民主党早前的研究，若根据政府的规划标准，这幅土地可建设一个容纳35万人的市镇，有助大大改善现时公屋申请大排长龙、㓥房居民不断增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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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会有人认为，回收高球场建屋是一种“斗地主”的思维，但本质上，富人挥杆作乐和普罗大众的安居需要，其实可以和平共处；而高球场从发展高球运动的角度，以及作为商界的社交场合，亦确实有其存在价值。只要政府在回收粉岭高球场用地的同时，觅地让球会搬迁重置，高球场和建屋之间的矛盾，自然迎刃而解。例如预留作香港迪士尼乐园第二期发展的60公顷土地，到2025年前都没有计划发展，这幅土地正好在未来一段时间安置高球会，待日后迪士尼启动扩建，政府可将球会迁往填海得来的新土地，在土地自然沉降成实土的期间，富人亦可继续享受高球之乐。
因此，觅地虽然并不容易，但也绝非无计可施，关键是特首林郑月娥仍继续徒叹觅地这难、那难，还是拿出政治决心作出改革。林郑月娥说过，她年轻时也曾居于板间房，她亦应该好好想想，如今看似繁华璀璨的香港，仍有接近四万名儿童居于㓥房，居住环境比她当年还要恶劣。假如林郑月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好打得”，而不是光说不练的“好讲得”，就把粉岭高球场回收回来，让市民见识一下一个有为政治领袖的胆识与担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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