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医疗券沦为眼镜换领券 “钱跟病人走”说易行难
医疗问题困扰香港人多年，20年前的哈佛报告建议港府推行医疗融资改革，落实“钱跟病人走”，疏导部分病人到私营医疗，但融资改革因种种反对声音而触礁，自愿医保亦因未设高风险池而成为鸡肋。
话虽如此，当年报告其实亦留下一些“遗产”。因为所谓“钱跟病人走”，核心目的就是“打通”公私营医疗体系，让有需要的人自行选择医疗服务。所以政府近十多年先后推出的医疗券、疫苗资助计划等，某程度是实现这种理念。
当然，这些政策支离破碎，最终变成用钱把医疗需求“外判”出去。但私营医疗机构在商言商，无责任帮政府达成公共卫生政策目标。所以近年不时发生医疗券被滥用成“眼镜换领券”等事件，某程度就是源于这种政策上的定位不明。
《哈佛报告－医疗大辩论20周年》系列之五
▼哈佛报告懒人包▼
公私营医疗失衡、欠沟通 哈佛报告倡改革
医管局成立后，本港市民可享收费极低廉但有一定质素的公营医疗服务，导致市民较倾向到公立医院求诊，造成公私营失衡。例如在1998年有纪录的住院人次共124.44万，多达82.8%病人使用医管局服务，私立医院只占14.8%，公立医院轮候时间亦愈来愈长。而且公私营医生沟通不足，病人难以横跨公私营看病，更倾向留在公院体系。
1999年的哈佛报告亦指，香港医疗架构出现分裂隔离现象，对服务质素和效益构成威胁。其中公私营服务之间缺乏连贯性，即使为同一病人提供服务，也可能没有沟通，往往导致不必要地重复检验等问题。这种制度，也无法应付日增的慢性疾病。
对此，报告建议全面的融资改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实行“钱跟病人走”，让市民选择合适自己的医疗服务。再进一步地，公私营医疗服务提供者应组成“竞争性一体化医疗护理”，提供预防、基层医疗、门诊、住院、复康护理等一条龙服务，在市场中通过竞争，自我监管质素。只是这种大规模融资改革需以全民供款为基础，在香港难获支持，如今哈佛报告已公布了20年，这个构想从未付诸实行。
钱跟病人走 政府尝试打通公私营
然而，即使宏大全民供款医疗融资大计未有实现，不过“钱跟病人走”、“打通公私营医疗”等理念，自那时起已开始发芽，渐为政府重视。医管局近年也先后推动过公私营协作计划、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病历互联计划等，加强公私营医疗体系合作。至于将公营医疗病人疏导到私营市场，当局除推动医疗保险外，亦有其他公帑资助的政策。
例如在2007年施政报告，时任特首曾荫权宣布推出医疗券试验计划，为70岁及以上的长者，每人每年提供五张面值50元，即合共250元的医疗券。虽然政策被指力度不足，但明显可见政府调整政策方向，开始尝试将部分病人分流到私营医疗体系。医疗券政策在2014年恒常化，金额多次加码，年龄门槛现时已调低至65岁，累积上限已上升至8,000元。
另外，政府2009年将原本只在医管局门诊进行的“防疫注射计划”，扩大为“疫苗资助计划”，资助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私家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其后资助范围逐步扩大。其余近年推出的措施，包括大肠癌筛查先导计划、向私家医院购买床位等，都是承接“钱跟病人走”的原则。
私家医生无责任实现政府愿景 限制政策效果
这种政策之下，政府不亲自“落水”，将一些重要的公共卫生政策目标，交予私人医疗机构完成。但矛盾之处是，私家医生只是提供“医疗服务”，其实是打开门口做生意，无责任实现政府的政策愿景。所以政策实行下来效果可能走样。
例如疫苗资助计划，确实吸引部分有需要人士接种，减低流感社区爆发的风险，但推出后反应不算热烈，私家医生亦没有责任帮政府加强推广。所以本港学童在2017/18学年流感疫苗接种率只有两成多。相反邻埠澳门早就实施到校打针，将整体学童接种率提升至七成。
港府最后都需要亲自牵头，卫生署于2018/19学年推行“学校外展疫苗接种先导计划”，在小学实施到校打针，结果2018/19年度，6岁至未满12岁的儿童疫苗接种率大升至55.3%。政府亦承诺明年会恒常化相关计划。
医疗券屡遭滥用
至于医疗券政策，根据曾荫权的说法，是希望让长者更自由在自己所属的社区内选择基层医疗服务，减少轮候。不过近年屡有报道指，有眼镜店骗取长者以医疗券配贵价眼镜和购买视光服务。在2015年，只有265名注册视光师参与医疗券计划，申报总金额为3,700万元；惟在2018年，参与计划的视光师增至697人，申报总金额暴增至7.6亿元。
政府今年3月提出检讨医疗券，包括为视光服务的医疗券申报金额设上限，每名长者每两年最多申报2,000元。不过核心问题仍然存在：私营医疗机构要赚钱，见政府砸钱资助，当然扭尽六壬“提供服务”，甚至包括一些不必要的项目。除以医疗券配贵价眼镜外，过往亦传出有长者使用医疗券购买花胶海味。
《哈佛报告－医疗大辩论20周年》系列：
大市场小政府 难达致长远医疗政策目标
所以，政府著意打通公私营医疗体系，分流病人，原意值得肯定，这亦是当年哈佛报告所提倡的理念。不过在执行上，如政府只想靠“大市场、小政府”，将医疗责任外判，以为借助市场力量就可实现政府的公共卫生、医疗政策目标，未免太过一厢情愿，医疗券、疫苗资助计划等成效不彰，正是显例。
私营医疗机构固然对医疗体系有贡献，不过部分非以赚钱为目标、但对整体市民健康有利的工作，还是需要由政府主导。因为医疗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以商业为主的模式运作，可能忽略更重要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