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2019】香港派钱简史：由“全民笑柄”变“全民诉求”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昨日（27日）公布，由于今年财政盈余为587亿，远不及去年的1,489亿，各项派糖政策都“减甜”，更未有宣布全民派钱。但特区政府近年库房水浸，坐拥万亿储备，每年总会有声音要求政府学习毗邻的澳门，直接派钱还富于民，去年财爷陈茂波亦在民意压力下，才宣布向280万市民派钱4000元，所以亦很难保证今年政府会否再“跪低”。翻查历史，派钱与否的争议可追溯至廿多年前，当年民协首次提出向市民派钱之时，并无获得太多支持，甚至被政界及社会舆论“笑到面黄”，最后在立法局被大比数否决。只不过时移势易，近年在香港主张派钱声音大行其道，著实讽刺。

↓财政预算案2019懒人包　派糖措施逐样睇↓

1995年罗祥国提派钱5000元

在香港，首位在政界层面正式提出全民派钱者，是前民协成员、立法局及临立会议员罗祥国。回归前夕，经济发展放缓、失业率上升。商界建议政府减税制造良好营商环境，但当时民协对减税甚有保留，认为减税只是对中上阶层锦上添花，对一般不用缴税或缴很少税的市民没有帮助，向所有市民派钱最公平。

1995年11月8日立法局会议中，议员田北俊提出“宽减税项”议案，促请政府慎重考虑立即调低公司利得税及薪俸税，促进经济发展及制造更多就业机会。本身是经济学者的罗祥国，当时提出修正案，建议政府“把部分积累财政盈余公平地归还给香港市民，以鼓励消费”。

罗祥国发言时进一步提到，政府应耗资200亿元，向约400万名18岁以上市民，每人派发5000元，而为了避免市民只把钱存在银行不使用，可用消费券形式发放。

舆论普遍嘲笑　唐英年：很好奇除民协外有谁会支持

须知道，5000元对当时不少打工仔而言，可能已是大半个月人工。而当时政府库房储备为1,500亿元，一下子派掉200亿，已超过整体储备一成。结果，罗祥国的建议当时受到政界、媒体的广泛质疑，主要论调是不分贫富派钱，措施不够针对性之余，实际帮助不大，倒不如投资未来、创造就业。

当日立法局会议中，罗祥国的派钱建议受到跨党派批评，民主党李华明认为这“违背财富再分配的累进税制原则”；民建联陈鉴林认为派钱并不实际，无法鼓励失业人士重新投入工作，该党只支持提高薪俸税免税额；后来当上财爷的议员唐英年，更讽刺道：“我很高兴罗（祥国）议员没有收回他的修订，因为我抱著强烈好奇心，很想看看今天除了民协的4票之外，他还可以争取到多少支持票？”

最终在表决阶段，修正案仅得5票赞成，包括民协4票加上亲台政团“一二三民主联盟”的任善宁（任善宁儿子为“维园阿哥”任亮宪），41票反对，遭到压倒性大比数否决。

回归后民怨沸腾　派钱声音重现　民建联倡全民派盈富股票

九七回归后，舆论对派钱的看法出现微妙变化。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经济受波及，市道不振，负资产问题亦导致董建华政府饱受批评。当时不少市民受冻薪减薪甚至失业影响，眼前困难也解决不了，已无暇顾及政策是否长远，亦有部分媒体亦持类似观点。民间“派钱”呼声兴起，甚至渐渐有人为罗祥国平反，认为他当日主张全民派钱有道理。

最具标志性一役，莫过于2001年8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动用27亿坡币（当时约港币120亿元）向320万国民分发“新新加坡”股票，人们可按经济表现获发股息，也可选择套现部分股分。同年9月，民建联建议港府参考此做法，向全港600万永久性居民每人派发500股“官股”盈富基金，以当时市值大概每人五千多元，合共耗资约三百多亿。

虽然这形式和直接派钱有一定分别，但受惠者一样是全港市民，不分贫富，等同“间接派钱”。曾公开批评罗祥国派钱建议的陈鉴林，当时也稍转口风，认为“派股票”可在短期内纾解民困，也可增强市民信心，效果比退税更好。单看他的理据，完全是支持派钱者的论调。

最后政府没有接纳建议，时任财爷梁锦松表示这有违审慎理财原则，港府用钱时应集中在社会投资上。但至少，派钱在当时已不是“天方夜谭”，在社会上有一定市场，官方亦须认真回应。往后几年民间都有声音提倡派钱，或至少向基层提供更多派糖措施。

澳门派钱应付民怨　港人“得个望字”

话分两头，一江之隔的澳门，长期受到贫富悬殊、产业单一等社会问题影响，2007年五一游行民怨大爆发，演变成警民冲突，一度有警察向天开枪。事件暴露澳门政府管治失效。

翌年，时任澳门特首何厚铧宣布“现金分享计划”，向合资格永久居民派钱（非永久居民六折），当时他表明这只是“止痛饼”措施。但由于政府拿不出有效办法处理社会深层次矛盾，所以随后派钱计划年年照做，金额有加无减，至去年已上升至永久居民1万澳门币、非永久居民6000澳门币。

澳门靠派钱应对民怨，固然被指欠缺远见，无助解决民生问题。不过在香港，公众见到澳门年年派钱，自然“心痒痒”，觉得当地政府再不济，起码市民也有钱收，香港市民一样惨但“得个桔”。

8年前曾俊华政治误判　派6000浇熄民怨

金融海啸过后，本港社会矛盾演化到新高度。尤其当时楼价急升，一般市民基本住屋成问题，社会怨气积压。港府储备愈滚愈多，成为众矢之的。政府每年在预算案都会预留一定储备派糖，但方式仅限于退税免差饷、综援双粮、电费扣减等，效用有限之余，无论怎样做总会有市民被遗漏，社会有声音要求政府用更直接的方式还富于民，例如效法澳门全民派钱。

到2011年，时任财爷曾俊华一次政治误判，开启派钱大门。当年预算案前夕，曾俊华一度明言坚拒派钱，他随后在预算案宣布为市民强积金户口注资6000元。此举被指远水难救近火、忽略无工作的主妇和退休人士、明益基金经理，引来全城怒轰。最后曾俊华在建制派也倒戈之下，被迫修改建议，宣布向2012年3月31日年满18岁、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钱，共610万人受惠，耗资约36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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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到了2012年，基于欧债危机恶化、港股下挫等等因素，本地舆论风向大扭转，倾向保守理财观念，社会大众担心香港会出现欧猪国家式“有钱驶晒、冇钱借贷、还钱下届”的福利主义恶性循环，令政府财政崩溃，最终要全民加税削福利，民间派钱呼声遂大减，那是后话。但眼见库房水浸，要求财爷派钱的声音年年都有，分别只是在于声音大与小。

直至去年2月，陈茂波在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录得破纪录的1,380亿元盈余，储备突破万亿，但拒绝全民派钱，惹来民意反弹，被指未能善用巨额盈余还富于民。最终陈茂波一个月后宣布“补漏拾遗”，推出“关爱共享”计划，向合资格市民派钱4000元，如在其他措施受惠未足4000元则可补回差额。

经济好坏都会有派钱呼声　关键在管治失效

其实究其根本，派钱与否从来是政治问题。经济环境好，人们就会要求“还富于民、共享成果”，经济差，人们就会要求“刺激消费、利民纾困”，其实都是政治口号，视乎社会如何演绎。派与不派，关键从来是管治公信力，如果政府拿不出良策带领市民走出当前困局，或是犯错惹起民愤，只能乖乖开仓派钱灭火，否则民怨更大。

市民不会不明白派钱治标不治本，派几千元转眼就花光，但眼见政府做不好财富再分配、医保高风险池不见影、住屋问题看不到出路，心想不论经济好坏自己都一样被忽略，倒不如分钱聊胜于无，正是“本就一定治唔到，有得治标都照杀”的心态。澳门正是好例子，当地社会问题到今日都未解决，纯粹因为派钱缓冲部分民怨，才未至于再爆大型冲突。

当年罗祥国建议全民派钱被嘲，除因为建议相对“新奇”，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社会相信公帑有更佳用途。当年政府有玫瑰园计划，有新机场、新市镇等大型基建将落成，大众见到政府有远见和愿景，服务的对象亦是香港人，都倾向把钱留给政府做实事。纵使当时社会一样有房屋问题，但至少新市镇、新屋邨相继上马、落成，大众起码看到一点安居希望。全民派钱，声音自然难成气候。

反观今日，楼价负担水平早已超出1997年高峰，公营房屋供应又缺乏，大众安居无望，公营医疗爆煲，努力工作也看不见出路。加上政治矛盾未解，政府人口政策失误，回避吸纳新移民引伸的社会承受能力问题，推出任何大型计划都会惹来“非优先服务本地人”的质疑。今日市民发声的渠道又那么多，全民派钱的呼声，当然更容易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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