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女被虐杀案．拆局】女童临临枉死 只因防止虐儿制度落后？
5岁小女孩临临涉被虐打致死，其生父及继母被落案控告谋杀。一个精灵可爱的小女孩疑遭虐杀，固然令全港市民心碎，但同样令人深思整个虐儿通报机制不彰的问题。正如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所言，香港目前没有强制通报虐儿事件的机制，也欠缺方法主动识别高危的家庭，在制度上存在相当的缺失。
但如果细心分析整件事，与其说是制度有不足，更令人无言的，是校方和社署之间以冠冕堂皇的制度、程序互相推搪，却无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命关天、救人如救火。在这一方面，今时今日的香港，似乎比80年代的时候还要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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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虐童个案 “郭亚女事件”成经典案例
提到虐童案件，相信不少老一辈港人都会联想起“郭亚女事件”。1986年，6岁女童郭亚女疑被患有精神病的母亲，长期幽禁在葵涌葵兴邨的住所。其实社署自前一年11月已有跟进个案，但社工曾5次尝试入屋了解被拒。经传媒广泛报道后，当时任社署署长的陈方安生在5月8日，决定引用《保护妇孺条例》，由警方和消防破门入屋救走女童。
当时舆论主要指向社署，认为陈方安生的决定拆散别人家庭，而郭亚女当时未必有即时危险，不一定要使用这种武力手段。不过时任港督尤德爵士赞扬陈方安生果断，陈方安生往后亦继续升官，官至布政司以至回归后的政务司司长。郭亚女事件在当时争议虽大，但无可否认的客观结果，就是救出了一名可能受到人身伤害的儿童，陈方安生直至退休后，仍然觉得这是她为官数十年，最为深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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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为何保护不了临临？
“郭亚女事件”事件过后，政府因应社会变迁对《保护妇孺条例》加以修订，成为现时的《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而根据现行的《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下称《保护条例》），赋予当局在必要时将儿童带走看管，保护其人身安全。这就意味，即使香港未有强制通报虐儿事件的机制，也欠缺主动识别高危家庭的方法，但假如有关当局能及早意识到5岁小女孩临临正面对危险，有一个敢于承担的官员拍板行使《保护条例》，本来有机会阻止今次惨剧的发生。
而更加讽刺的是，近年其中一次使用《保护条例》的案例，竟发生在“占中”期间。2014年底，一名14岁少女因在金钟“连侬墙”用粉笔画花，被警方以刑毁罪拘捕。其后，警方更以女童父亲无力照顾女儿为由，引用《保护条例》，向法庭申请儿童保护令，将少女移送至儿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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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斗耍太极推手 可知人命关天？
固然，当时警方的行动被指具有政治目的。而《保护条例》赋权范围到底是否应该包括警方单方面执法，也是另一重争议。但此事件已充分显示，其实《保护条例》已赋予足够法理依据让政府介入家庭事件，只是从客观的现实上看，当局未有引用此尚方宝剑救走临临，而是引发出一件政治风波。
其实任何制度，永远也会有改善的空间，需要随时代的变化而作修订。例如今次惨剧凸显虐儿通报机制有大量灰色地带，到底单单打个电话通报，还是要白纸黑字才算“正式转介”？未来是否要引入强制通报？知情不报是否要加上罚则？通报程序是否应该再简化？这些都是日后要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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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介”机制惹争议 却非惨剧真正关键
但至关重要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机构、一间关顾学生的学校，无论任何时候都应该以学童的安危为优先，甚至在危急关头使用一些“非常手段”救人，正如当时陈方安生就引用《保护妇孺条例》，联同警务处、消防处等部门，采取武力手段救出郭亚女。这类决定事后可能引起争议，涉事官员可能受到社会的批评，但却可以换来一名儿童的人身安全。
今次校方和社署却刚好相反。校方表示去年11月发现男童有可疑伤势后，已通知驻校社工跟进，并将事件“转介”予“相关政府部门”；社署却表示当时学校没有正式“转介”事件。而校方见社署没有跟进，自己也没有跟进下去。由此至终，自发现问题到搞出人命后，涉事各方都把受虐儿童当成“人球”踢去踢去，尽用一些冷冰冰的制度、条文、程序，尝试“做完份内事”并“证明自己没有做错”。这些受薪服务儿童的人，有否想过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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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有否用心珍惜儿童 还是当作做完就收工的“个案”？
今日的制度和法规纵然有很多改进空间，但三十多年前的制度，理论上也不会及得上现今“先进”，却成功救出孩子；今次却是明明有证据显示有儿童疑遭虐打，但在学校、社署忘于“推庄”之下，拯救不了无辜的生命。
其实这也牵涉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果断、高效使用公权限制市民的某些权利，例如当年陈方安生“拆散”郭家，一定会惹来批评，而且一旦操作不当很易形成滥权。但制度只执著于规章、程序，变得官僚，执行上来就会忽略不同案件的特殊情况，导致白白错过救人的时机，引致悲剧。眼见一宗惨剧明明有机会避免，却迎来如此悲哀的结局，政府和学校实在需要反思，到底自己当儿童是有血有肉、需要保护的人，还是做完“既定程序”就可以拍拍屁股收工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