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案底社工与边青同行：反思以一纸表格“帮人”的社工文化
“我是一个有案底的社工。”梁晓旸有把留了三年的金色长发，长度贴近腰间，头发自三年前冲击立法会被捕后一直留到现在，算是一种形式，牢牢记住当年自己的模样。
同时作为注册社工与犯法者，他认为，如果社会不公，便有责任实践社工所要维护的公义，哪怕要他犯法。
作为社工，他不欲把服务对象定义为“有问题”、不愿把问题归咎于个人，因此站于社会运动前线，将矛头指向制度。他在2014年反对东北发展的冲击后被判120小时社会服务令，并向感化官说：“我没有悔意”，明天（6月21日）将面临高等法院的刑期覆核。他相信这个时代，社会扭曲至病入膏肓，每个人都有被边缘化的经验，所谓“有问题”与“没问题”，已经很难再定义，如是以社工身份，走在边缘位置。
九十后社工：我都是一个边青
第一代青年外展服务始于1979年，外展社工致力帮助边缘青少年重回正轨。以前说“边青”，指的是与主流生活与价值取向相异的青年，如毒瘾者、隐青、街童、黑社会等。然而随着经济环境与社会结构转变，愈来愈多青年走向困局，很多人难以看到出路，陷入躁动与迷茫，渐渐脱离“正常”状态。
社工要帮助这样的一群人。但梁晓旸坦言，自己都是一个边青。
社工系第一课，老师说：“社工的首要使命为协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处理社会问题”。但他作为九十后，面对制度倾斜与经济霸权，一代人处于低薪与高物价的状态，他自己也说不出社会有什么出路，便反问自己，作为年轻社工，能够怎样帮人？
以一份表格找出有问题的人
两年前，他做夜展实习，在球场见到有班青年食烟吹水。梁晓旸要介入他们，了解为何流连街头，找到问题就开 case。
社工落区，通常会带着“社工个案评估表”（Case Face Sheet）（照片见 gallery），评估表的项目很多如“家庭问题”、“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他指出，“一般社工会问，为何那么晚还出来坐，是否跟家人关系不好？为何不留家看电视？然后有可能会剔上‘亲子关系’或‘与其他家庭成员的问题’一格，他们便被视为有问题。”
但他觉得，事情不是这样。放工放学落去吹水有什么问题？ 社会现况那么差，一家几口住得迫、供不起楼要住㓥房、父母长工时、甚或返几份工，没空陪子女，夜晚落街hea也很正常。”
他嘴角上扬：“我也经常打机、不爱交际、会质疑权威、不与家人住、夜晚会去球场坐。如果跟住个表定义，我都中了好多项。”他不断思考社工的意义，不是说不开case(个案)，但到底怎样去决定开case？他觉得，如果硬要以社工角色去找出“有问题”的人，甚至为了跑数而开case，他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权力”。
如是，毕业后他虽有为社工牌作宣誓，但由于未想清楚根本问题，如“社工是否就是正常人？或者有权力去导正人？”便暂不想入行。第一份工作，他到基层团体做地区组织，与工人争取权益、开课程处理他们的进修前程。在基层团体一年，他尝试以“同处”而非“帮”的态度、不会称自己为“社工”或“干事”，而是与工友共同分担日常困境的“同行者”。
被读社工的师兄警察打了一身
反对东北发展冲击案中，梁晓旸被控“企图强行进入”、“妨碍正在执行职务的立法会人员”和“非法集结”，后两项被裁定罪名成立。从被捕到拿感化报告，他见过两位社工。
三年前六月被捕那刻，他被从前读社工而现职警察的师兄打了一身。
当时他的身体被压制往下朝，看不到警察的样貌，直至回家看报导，从不同照片都见到那位社工师兄的凶猛模样，他心头一震便写下，“昨天的场景只要一闭起眼就会见到，当扶起被警察推倒的战友后，头发立即被粗暴的手扯住，痛得来不及反应，只听到军装大叫：‘拉佢！拉住呢件仆街！’，不消数秒，身边被十名军装围堵，之后头的两则被重击，眼镜飞脱，有少少昏迷感觉。”
梁晓旸感慨，“社工本应要与被边缘化的人同行，但当他成为警察，拘捕指出社会问题的抗争者，便沦为政权工具。”
被同是社工的感化官评估
第二次见社工，是社会服务令的感化官。
他淡淡回忆道：“他问我的家庭背景和儿时经历，劝勉我别再犯法。我们都是社工，我知道他在用什么方法做评估。”他语气转为坚定，“但其实他说不出，作为公民，在游行集会、公众咨询后，我们还可做什么反抗不公义。他觉得公民抗命触犯法例就有问题。然而一班人去到绝望之时才会以身犯险，制度把我们送上法庭、以各种教化方式规范政治犯，劝我们重回正轨。到底什么才是‘正轨’？”
做社会服务令时 才当上真正的社工
他曾提及，在做社会服务令之时，才觉得自己在做真正的社工。
他被派到学校油墙120小时，过程沉闷，很多时间吹水。大家都知道同来油墙的人，都曾经犯事，于是没什么隐瞒。他听过的故事有贩毒、走私、伪造文书。梁晓旸并没一下子就对“捞偏”带有前设，而是在言谈间感受彼此，“工友面对的生活压力是如此真实，大家希望做正行，但世态迫人。”
他感到大家都很内化“罪犯”身份，觉得自己是唯一做错的人。他曾遇到作为家庭唯一支柱的大叔，没有专业资格与技能，便走去“捞偏”。梁晓旸“辅导”了大叔很久，没有合理化他“捞偏”的行为，而是从社会结构分析犯罪原因，让他们知道社会制度有份把大家推向边缘位置，继而跟他们谈起遇到老板拖薪要加入工会、为自己争取合理权益的途径，让他们知自己虽然处于弱势，还是可以透过力量作出改变，改善生活状况。每当有工友够钟离开，大家总会说“走了不要望返转头，‘唔老黎’呀”。
把社工证放一旁
来到2017年，他已是两年的注册社工，但一直拒绝入行。虽然行业中有“进步社工”的分流，意指追求改变现况、抗衡主流并以推动社会公义为核心想法。但于梁晓旸而言，既然很多问题都没想清楚，进入大型传统社福机构亦会让他有机会成为自己不愿成为的人，如是就这样静静地把社工证放在一旁。
他目前正在“炒散”，做过地盘、酒吧、树木护理员、搬运工人，即使身处何方，他都记得社工注册守则说过“社工有责任维护人权及促进社会公义”，当公义不得彰显，他会在工作中带着使命走进人群，体察基层需要。
梁晓旸即将再度上庭，面对法律审判，他认为要为自己的公民抗命负责，但会质疑，“我是要‘找数’，但我是为谁‘找数’？若然是政府破坏市民家园，我是否也在找当权者‘找数’？”
他形容自己是主流定义下的边青，纵然如此，他谨守自己所相信的原则。在需要向上爬才能过得安稳的社会，他也有生计、事业与前路考虑，然而他以坚定意志选择拒绝沉默。 他有想过犯法会否令自己失去社工资格，但还是觉得“说来惭愧，有想过会否被钉牌，却忘了读社工其实都是学做人，为了资格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其实连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的资格也一同放弃。”只要走在不屈服的道上，他没什么需要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