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舍以外】轻度智障者返兼职又做义工　庆幸独居生活更自由

残疾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涉性侵院友，引来公众关注院舍的质素问题。政府改善监管院舍前，在院舍以外，智障人士能否找到出路？在社区生活，是否可能？

走进香港弱智人士家长联会，只见一个像职员的人坐在桌前整理着单张。“你找冯姑娘？要等等啊。”然后又继续做她的事。联会社工冯姑娘不久就出现，指向那位“职员”说：“她就是今天的受访者。”——不像59岁、也不像智障人士的阿云，她刚在捐血站下班，来中心做义工。

阿云是独居的轻度智障人士，从前她和家人一起住，起居饮食都由家人照顾，约两年前因某些家人有微言而搬出来，在母亲朋友介绍下，先搬到一个唐楼细小的房间居住，其后在长者屋暂住。现在所住的公屋单位，是社工帮她申请的。她说没想过申请院舍：“我见过，被人管住的。”

煮饭社工教　染发自己偷师

一开始她什么家务都不懂，煮饭、打扫、洗衣服都要靠自己，“社工来教我煮啊，煮豆豉鲩鱼！”中心每个月也有两课烹饪堂。至于打扫、洗衣服，阿云都是自己边做边学，家中比一般人还干净，还养了三条金鱼、两只乌龟。她更买了染发剂，在发型屋偷师，自己染了一头金发，“有白头发不好看嘛。”她笑笑说。

除了弟弟偶尔会相约楼下探望，匆匆闲聊几句，和自己一至两星期回去吃一次饭，她便没有受到其他“照顾”。妈妈因年纪大，很少前来，反而是她常会打电话回去关心。

月薪3000   自主人生

阿云现在由社工介绍于捐血站工作，负责清洁，每天早上做4个小时，一个月休息1天，月薪大约3000多，没领取综援，所住的公屋单位租金由家人付，薪金有一成会储起，其余则用作交通、膳食和跟朋友吃吃喝喝。“(工作)很容易做的，抹积水、抹雪柜，没做错过事。”她高兴地说。“很开心，可以消磨时间。很多同事都很好，会教我怎样做。”除了工作上的事，她最近开始用智能电话，同事也教她怎样用。下班了，她有时会走半小时的路回家，“做做运动。”

有时她会像这天般来中心做义工，“在这里很开心，像个大家庭。”她笑着说。中心有许多活动，如危机管理、自我决策班，还有由智障人士一起办的联欢会，甚至是义工活动——探访长者、露宿者、视障人士等，“他们很懂得怎和人交流：有次探访一个捡铝罐的婆婆，有位智障人士储了一堆铝罐，再去探访时送给她。”冯姑娘说。他们最近更提出想探访其他智障人士，说自己也是这个群体，想去看看。

离开院舍  离不开中心

看似事事稳妥，但总有失神的时候，这天阿云才忘了带衣服换，有时会买错菜，又曾和朋友“煲电话粥”至过了月费限定的时间，听来就像小孩或老人家会犯的错。然而在家人的忧虑下，她却因为“智障”这身份而为自己划了一个圈。她背包上挂着个比卡超公仔，却没有玩Pokemon Go，“我不玩（手机）游戏的，怕要收钱。”她腼腆地笑笑。认识邻居吗？“不，妈妈叫我不要和别人说话。”她说。

无聊时，她说：“会听歌啊，或者到楼下走一圈，有时到公园坐坐，或者来中心。”阿云说。她的朋友就只围绕著中心的职员、会员，邻居和手机游戏都被她放弃。虽然社交活动依然有限，但相比起失去自由的院舍生活，阿云还是感到庆幸。然而如冯姑娘所说：“问题是遇到危机时可以找谁支援，中心也不是开24小时，是否要等到中心开门来到问了，才有人告诉他可以去找谁？”

“有朋友也想学我（自己住），但我叫他们想清楚——租金、是否真的能独立生活。”阿云说。“我幸好可以，大家都赞我叻。”冯姑娘说阿云能管得到钱，会自己省着用，“但很多智障人士都会到粮尾便没钱，又忘了自己把钱花了在哪里。”冯姑娘说。

庇护工场模式：不断上班  不谈社交、生活

现时智障人士社区支援政策不会完整跟进一个人，没有监护、生活指导，最多只是就业支援，在他们找到工作后跟进半年，没问题就不会跟下去。即使表面似乎能独立生活，也还是会遇上有危机时无法处理、不懂理财、不懂面对工作上可能有的剥削等情况。“如果没加入社区中心，根本不会有针对个人的跟进。”冯姑娘说。

现时也没有针对智障人士的完整人生规划建议——阿云以前做过的两份工作同样是清洁。张国柱办事处辖下的智障人士老龄化关注组今年7月发表《高龄智障人士的社区支援及服务需要研究报告书》，提到照顾者希望政府协助智障人士制订生涯规划，让他们了解何谓选择、认识自我、订立目标。

在现有的庇护工场，虽然有些也设有辅导小组协助智障人士发展潜能，但全面的生涯规划服务仍然缺乏。而且庇护工场工资是多劳多得，每日津贴只有20多元，要交工场的冷气费，冯姑娘说不少智障人士都会不断上班以赚取生活费，社交活动是“不用想”。在日复日重复的工作下，更加无法谈生涯规划。

花甲以后更需要运动与社交

现时阿云已经59岁，一般智障人士因缺乏运动和社交，身体机能较易衰退，40岁已等于常人的60岁，冯姑娘说，“10年后阿云可能也照顾不到自己。”智障院舍因宿位缺短，也不倾向接纳轻度智障人士，阿云或只能住老人院，还是要由他人照顾。张国柱团队的报告书建议政府订立预防性医疗措施，让智障人士保持适量运动和社交，另一方面建立高龄智障人士院舍，针对他们所需。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十九条订明：“身心障碍者应获得各种居家、住所和其他社区支助服务，包括必要的个人援助，以便在社区生活和融入社区，避免同社区隔绝或隔离 。”在社区生活，本是人的基本权利。在加强监管院舍以外，改善社区支援或许也是让智障人士好好生活的一条重要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