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机构MeToo】由一人到一千联署　女博士体制下寻求公义

一年前，时任中大讲师黎明在社交平台公开在教会#Me Too经历；一年后，她与公开大学助理教授容晖向传媒披露，至少有7名女性（包括两人在内）在基督教机构“突破汇动青年”内受性骚扰，当中一名受害者资料尚未曝光。她们迄今收集逾1,100个联署，要求“突破机构”与“突破汇动青年”跟进事件及改革机构性骚扰投诉机制。《隐形香港》与《01社区专题》为此专访联署发起人之一，香港教育大学社会学讲师黎明。
“就算你有学历、人脉都好，你面对的是一个机构”，黎明从一个人到联署千人，在性骚扰报警亦不一定受理的香港，要把藏在暗角的性骚扰放到阳光底下，这一年她又经历了什么？
摄影：曾梓洋　（资料图片：吴伟豪／高仲明）

性骚扰被认为是“男追女”的小事

去年11月，在Me Too浪潮席卷全球之际，黎明在社交平台表示在“教会”遭受长达七年的性骚扰。她以万字描述自己在“教会”担任义工期间，被相熟的教会朋友言语滋扰、肢体接触、甚至在异地被强吻时的心理挣扎。当时她未有公开机构名称。“骚扰者依在我的身边，或借一些名义扶我，或碰我的腰及膊头，即使我黑脸或避开，但这些事情在大家眼中都是隐形的”，她指屡向教会群体求助，但即使被强吻后亦只被视为“男追女”的小事。

社会学出身的黎明，向来关心平权与性别议题，“但我都可以咁迟先意识到呢种侵犯”。黎明解释，“教会论述是宽恕，你要宽恕其他人的过犯，真诚地去重建关系”。在谈爱与宽恕的教会文化下，她的七年是独自在从严正抗议，到与骚扰者断绝来往一年；从自我隔离到尝试接纳骚扰者真诚道歉，实践教会内的“宽恕”，重新建立友谊。从来无人评价、检视她对骚扰者翻来覆去的“宽恕”与“接纳”。

受害人从一变七 意识问题严重性

“（公开）原意并非寻找受害人，只是希望给自己一个交待”，直到黎明接到公开大学助理教授容晖博士的讯息。容晖指2016年任职“突破汇动青年”时被同一名职员性骚扰。据容晖了解，该职员在机构负责联系大学生及难民的工作。

“突破”机构于1973年成立，是香港基督教非牟利及非政府资助青少年服务机构。而“突破汇动青年”（下称：“汇动”） 则是突破机构延申青少年机构，于 2013 年成立。两者由独立董事会行政圑队管理。

黎明指她开始意识到问题严重，已非个人层面的公义与教义实践。震惊以外，她陆续接到更多的个案。由一变二，变成今天浮出水面的七人。当中六人受同一职员骚扰，而第七人的骚扰者是另一个职员F，F身份尚未曝光。她质疑，“点解到今时今日都冇人处理，冇人阻止到佢？”如果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表象下的问题，在黎明眼中，一系列的教会组织性骚扰事件反映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教会组织并无有效的申诉机制处理性骚扰事件。

黎明：“好怜悯”也要“行公义”​

据《端传媒》、《明报》报导，当时黎明接到“突破”创办人及荣誉总干事、“汇动”会长蔡元云托人向她转达：“希望不只行公义，更要好怜悯。”她忆述，“心情可能用受伤来形容更贴切”。她长久以来的信仰是“行公义”与“好怜悯”并重，“无公义的怜悯是好廉价的怜悯，亦只是一个好表面的原谅”。

教会人情与“家人”文化牵制受害者行动

而蔡元云于她，从不是硬绑绑的“宗教界具影响力人物”，而是鼓励她从上海到港求学、她所尊敬的长辈。正如突破，不仅是宗教机构，而是她从16岁起持续参与活动，伴她成长的“教会”；正如骚扰者不只是越界的“涉事男子”，而是她教会文化内的“家人”。她指，人情与“家人”、“群体”关系对受害者是很大的牵制。

根据《性别歧视条例》第2(5)条和第2(8)条，任何人向一名男士或女士作出性骚扰行为，均属民事罪行，惟目前《条例》只涵盖职场及教育机构发生的性骚扰行为。除非涉及性部位接触，触犯非礼等刑事罪行，否则即使因性骚扰报警，警方亦无从入手。由于黎明在香港境外被强吻，且场境不属职场与教育机构，因此黎明与容晖的个案，只有在职场被骚扰的容晖符合申诉资格。

拒绝私了　要求制订防性骚扰政策

出于对机构的信任与感情，黎明与容晖决定先从内部解决。容晖于2017年11月，她向“汇动”前上司投诉被前同事“性骚扰”，但同月被投诉人突然辞职。事件延至2018年7月，黎明与容晖认为机构未有再处理投诉，逐以电邮形式向机构投诉，8月获“汇动”受理。

“汇动”回复查询时承认，2018年8月接到投诉人（容晖）电邮，指被投诉者于两年前在工作地点范围内曾对她作出骚扰，随即启动调查机制，成立包括两名独立人士组成的三人调查小组，并在调查完成后两个月向当事人交代调查结果。

组织内部报告：从未提“性骚扰”三字

不过黎明与容晖质疑，报告承认被投诉人行为不当，却未有把“性骚扰”写入报告。报告仅指被投诉人行为属于“不恰当的男女界线问题，在言语和行为上伤害女同工”，而被投诉人的离职纪录亦无相关涉事纪录，以至组织内如常邀请被投诉人出席相关教会活动。“公义要被看见才可以成为一个公义，以至进入到现实生活当中”，黎明说。

而在等待机构处理期间，她们错过两年民事追溯期限。最终，她们决定向传媒公开事件，并于11月初开始收集联署，公开要求“突破”及“突破汇动青年”责成骚扰者公开道歉、将“性骚扰”写入骚扰者的离职原因记录，并须制订有效防止性骚扰的政策。至今，她们收到超过1,100个人及团体联署。

“汇动”：谴责被投诉人行径

《01社区专题》曾就事件向“突破”及“汇动”查询。“突破”回复查询时指，已联络平等机会委员会，邀请其协助检视及完善防止性骚扰的政策和申诉机制，并教育同工及义工，确保有效落实。

而“汇动”对被投诉人的行径予以谴责，建议其向投诉人再作出真诚道歉，并亲自向全体同事交代离职原由，对事件反省及道歉，惟至今被投诉者未有行动。“汇动”承认机构对于防止性骚扰的指引不足，已于2018年1月予以更新为独立成章的“突破汇动青年防止歧视及滋扰指引”，并即时向员工简报及落实执行。惟整份指引从未直接提及“性骚扰”三个字。

公开处理被教会群体评击

两名博士以真实身份公开指控教会内的Me Too。教会群体内，有人斥她们破坏所属机构40多年来的形象，有人质疑她们为了成名而高调公开经验，亦有人出于关爱劝她们放下。在太阳底下公开处理“性骚扰”，代价是与教会群体决裂。

我们是博士，要处理这些事已非常辛苦，如果对象是年轻二十多岁的青年？

“就算你有学历、人脉都好，你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机构，它的资源、权力和影响力都比你高”，她指公众较少关心机构如何保证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的权力关系平衡，而社会论述又造成一个极端悬殊的权力关系，让受害人往往更难与机构平等地商讨。她指，若如果受害人无相关知识、年资与勇气，年轻的受害者或会消失于人海之中。

体制向加害者倾斜

“我想这个是很抽象的社会公义”，她认为社会并没有足够资讯让受害人理解自身处境。她解释，当社会认为性骚扰是小事，反问“系咪你谂多咗”，或是把责任放诸于受害人身上，谴责其“冇好好保护自己”，受害者只能在自我谴责、被人谴责与自我怀疑的轮回中噤声，“这个已经不是你有多少抗压力，多少岁，多少学历就可以处理到的问题”。

社会文化追求完美的受害者

黎明质疑，社会大众很自然偏向维护加害者，而非审视受害人的处境，理解个案的独特脉络。她指，“社会对受害者的要求太苛刻”。近年每当社会出现Me Too事件，社会大众总会对受害者进行侦探式搜查，查找破绽。每当有人提出质疑，所有人都会屏息等待受害人给出一个回应，“而你看来是唯一有权、有责任、有义务去给出一个回应。如果你给不了回应，你就会被剥夺视为受害者的权利，你就会被视为是自己的问题”。“受害者要站出来企硬，讲完自己的诉求，还要解答所有问题，还要坚持到最后，实现自己诉求，个条件实在太苛刻”。

现时社会对Me Too运动的最大质疑，是在未审先判模式下容易出现诬告。黎明认为，在现行制度下，性骚扰在香港是民事罪行，即使报警亦不受理的。“你可以追求公义的途径系如此之小”，她说，即使案件成功以民事诉讼方式到达法庭，受害者需顶著压力，付出很多代价，才换得一个微不足道的判决，大众便认为个案完结，无人关心制度问题。“最后大家就比较哪位受害者坚强，哪位受害者耐力较长。我认为社会不应该是这样”。

不少人问为何不直接爆骚扰者全名。因为单单针对一个人，人们就会因一个衰人得到报应而安心散去，以为少一个衰人就多一份安全。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上多重的制度和文化都在继续酝酿和庇护新的性骚扰。一个人的报应，赎不了制度的罪。

她认为，既然未有任何证据显示有系统性滥用Me Too机制诬告 ，倒不如先解决苦无申诉机制，却又长时间有规律地、系统性发生积存问题。如果能改变整个制度，改变大众观念，以至于以后的人不用再以Me Too方式申诉，“（受害人）可以去上诉，内部解决都可以有清晰指引⋯⋯如果改变到，好自然减少到有人要用Me Too去处理这个不公义的问题。”

黎明认为，在她与容晖身上汇集了许多有利条件，包括高学历、有经济条件、无惧责难等等。“要符合这些条件，不知机率有多低。但竟然实现在我们身上”，因此希望在个案以外，推进教会组织体制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她说，如果在这环境下亦放弃坚持，“我这一世都有负于现在、过去及未来的性骚扰受害者。”

《01社区专题》曾向被投诉人查询，惟至截稿前未获回复。

性骚扰的界线常被视为“模糊”。如果A君眼中的“性骚扰”是B君眼中的“求偶行径”，这落差又反映了甚么问题？（详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