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山竹】 灾后极速还原 十年三个强台风如何改变大澳人?

撰文: 柯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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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打算跟谢世杰在大澳的乡委会广场做访问,但他甫出现,就熟稔地领著我穿过吉庆街,然后转入去一条通往棚屋的小路。他毫不犹疑拉开没有上锁的闸门,示意我坐在栏河旁。他左右张望地笑著说:“屋主大多都在外面住,被人赶我们才走吧。”
谢世杰不只一次明言自己并非大澳人,亦不会永远待在这里;但自2003年他在大澳从事社区工作开始,他与大澳的命脉就紧紧相连——由聚集首批青年人推广大澳的旅游发展,到台风“黑格比”组织“申诉大会”,然后“天鸽”及“山竹”著手组织民间自救小组。十年间他从三个台风中见证这里的民间组织愈发紧密。不过,他直言,大澳的民间力量未够成熟,他说:“因为现在很即兴,有事就聚埋,没事就散水,现在只可以处理即时的问题。”一班街坊,除了防风挡灾,这个社工又期待他们做到什么?
摄影:吴钟坤

谢世杰早于2003年在大澳从事社区工作,见证十多年间民间组织的形成。

跟谢世杰从广场走到棚屋,发现街道两旁如往常般宽阔干净。乍看之下,难以想到两天前这里一度水深及腰、居民紧急撤离的情况。今年“山竹”来临前一星期,居民自发组织起义工队协助街坊防灾,谢世杰也是其中一员。回溯这次的行动,他认为虽然尚有纰漏,但民间的组织能力与十年前“百年一遇”的台风“黑格比”相比,经已大有进步。“在90年代,大澳的社区气氛仍是十分活跃,但年轻人长大外出市区工作后,就逐渐冷了下来。”

宁静乡郊的暗涌

2003年沙士一疫,我们戴著口罩上班下课的那年,谢世杰逃离了人烟稠密的城市,走进三面环海的宁静乡郊工作。大澳仅得2,600余人,邻舍的关系紧密。然而,谢世杰推展社区工作的时候,很快就意识到和谐背后的微妙张力。“我刚来的时候,要鼓励人去关心社区并不容易。因为渔村社区关系密切,加上他们很多时会听乡事会意见。当居民对他们的做法不满时,在这种环境下就不敢发声。”他忆起过往有位街坊十分勇于表达想法,但多次遭旁人冷言冷语后,就不敢再站出来发言。

谢世杰因2008年的“河蟹事件”离开机构,走入民间。

谢世杰了解到难以就民生议题推动社区参与,当时适逢机构开展旅游推广的工作,继而聚集到一群年轻人透过介绍大澳,从而深入认识这里的历史文化,建立归属感。“因为后生一辈大多出去(市区)工作,而刚好聚到这班十五六岁的年青人参与活动,可以让他们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亦是我当初想来大澳的目的。”当时社区活动刚刚起步,而同期只有“大澳文化工作室”及大澳文化协会两个民间组织——社区营造未成气候,更难以跟居民谈论相关的政策及发展。“当时大家对一些较大的发展没有太大反应,例如十号货柜码头,有十多人一齐讨论,但行动的没有几多个。”

当年谢世杰到大澳工作时,社区营造的气氛并不热络,民间组织亦只得“大澳文化工作室”及“大澳文化协会”。

一场台风撕破“和谐”

居民难以朝夕间了解十号货柜码头引发的问题,但台风暴雨的后遗则显而易见——2008年8月,台风“黑格比”吹袭大澳,加上接连暴雨导致山泥倾泻、断水断电,甚至通讯线路受阻,但政府的救灾速度迟缓,导致民怨四起。当时有街坊致电电台节目,投诉房屋署迟迟未开放位于龙田邨的庇护中心。“他说如果再唔开,我就用斧头劈开佢。”看见眼下的群情汹涌,谢世杰随即组织“居民申诉大会”,并联络传媒将街坊的声音传播开去——大澳人当时的怨愤与一向“和谐”的形象相违,继而引发后来的“河蟹事件”。

谢世杰因协助大澳居民向政府表达不满,而被时任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指破坏社区和谐,谢世杰马上就被调职及收到警告信。他质疑政府从中施压, 故毅然辞去工作。

民怨随著政府救灾不力而爆发,理应是个契机,组织街坊监察相应的补漏工作,谢世杰却斩钉截铁地道:“不能。”他解释,当时较年轻的大澳人大多在外,留在当区的长者难以组织起来。“这是大澳的客观限制,所以很快就回复原状,在这里做组织就有这些困难。”

2008年,大澳暴雨连连,加上“黑格比”正面吹袭,导致当区断水断电,犹如泽国。(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民间组织落户  大澳添活力

“黑格比”过后不久,大澳就回复宁静;然而谢世杰则离开了安稳的工作,走进不同的民间组织继续服务社区。由讲究程序、避免牵涉政治的机构踏入民间,他以“重未离场,继续翻场”形容自身的状态。“‘场’即是指场域,社福界的关注点愈收愈窄。虽然他们在另一个角度服务弱势,但当他们涉及政治因素时,就不是他的场域。”现时他关注骨灰龛问题、大屿山以及大澳的永续发展,跟各个板块的持份者交流碰撞,教他吸取了不少养份。“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机构都要继续‘揾食’,唯有工余时间做这些事,但眼界的确开阔了不少。”谢世杰坚定地说。

谢世杰亦留意到大澳的社区营造氛围于2010年后逐渐形成——单是吉庆街一带,就有农社、“流浪猫之家”会址、环保服饰品牌。纵然关注的层面迥异,他们的出现犹如谢世杰当初聚集的年轻人般,为这里添上久违的活力,同时突破了大澳缺乏年轻人而难以结网的局限。谢世杰忆起,2013年北大屿山医院落成,政府计划取消大澳的紧急医疗服务,他们于通讯群组开始热络起来,讨论如何应对,以及召开居民大会商议。他咧嘴笑说:“以前只有我跟另一位拍档‘查笃撑’,现在就可以有他们一起主持了。”

现时吉庆街一带聚集了农社、流浪猫之家等关注不同层面的组织。

理想的民间组织:互不从属 互相支援

去年“天鸽”正面吹袭大澳,当时群组内已号召义工处理善后工作,但众人仍未有防灾的准备,导致损失相当严重,而刚过去的“山竹”则从去年的错误中学习,无论台风前后均有充足预备。“由北大屿山医院事件开始,到‘天鸽’与‘山竹’,你会见到组织能力一次比一次理想。”纵然大澳的民间力量愈渐坚韧,但谢世杰直言,现在的状态还未够成熟。“因为现在很即兴,有事就聚埋,没事就散水,缺乏了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现在可以处理即时的问题,但谈到大屿山发展或需要在矛盾中寻求共识时,就远远未到那个程度。”

他认为,理想的大澳民间组织应至少有十几名核心成员,主动关心大澳的发展,然后接触街坊、聆听意见,继而再以不同的方式营聚社区。“这些工作并非各有各做,例如German(“流浪猫之家”创办人)现正筹备‘灯节’,这些就是营聚社区的方法,可以借此交流意见,大家互不从属,但同时互相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