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仔得奖．上】民间规划方案得奖背后　棚仔的离与合

两年零四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每一天也忧心政府何时来清场，这过程可漫长了。对棚仔（钦州街小贩市场）这群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上了一节人生课。100个布贩，100把声音，有人有牌，有人无牌。有人想直接拿赔偿，有人想不迁不拆，有人想找寻更好的安置地点。质疑有时，背叛有时，团结有时。是什么叫他们团结起来，交出的民间方案，最后连获两个本地及国际奖项——香港规划师学会银奖及Wendy Sarkissian Award？

一个棚仔　多个立场

政治学有个概念叫“divide and rule”。中文也有相近意思的歌词：“一枝竹仔会易折弯，几枝竹一扎断折难”。当初政府说要来收地时，棚仔并不是那么团结。差一点，棚仔就被清场了。棚仔有21名持牌人，另外50名经营者非持牌者，而是持牌人的助手或亲属。这个牌，将布贩的处境分化。因为一个牌，代表面对清拆时的不同待遇——持牌的可获退牌特惠金或搬迁费，助手却没有。

何应开不是持牌人，只拥有一张过期助手牌：“1979年5月20日。我由大陆落嚟第一个钟便在棚仔，工作至今。”何应开1979年起跟小叔以助手形式在棚仔经营，小叔没经营后，他转为棚仔其他布贩的助手，先后转过三个助手牌。2006年，政府意图收回棚仔用地，遭反对后不了了之，但那时起，棚仔的布贩不再获发助手牌。现时53名棚仔经营者中，只有三名是持牌人，小部分人持有助手牌。何应开跟其他布贩，拿着一张过期的助手牌，继续在棚仔经营。那是香港仍未“见缝插针”前。及至梁振英上场，这块约四、五个蓝球场大的地皮，便派上用场，拟建200个单位。

背叛、质疑、对立、团结

2015年10月，棚仔清拆的一波报导刊出后，一天，食环署派人清场。何应开当刻才知道，自己档口的持牌人已将牌照交还食环署以换特惠金。何应开说：“他连电话也没有打给我，没有通知一声。人总是自私的，我也明白他老了可能需要钱，但大家拍挡廿几年，不能跟我事先商量吗？幸好当时一位记者在场不断拍摄，食环便不敢行动。”后来多了传媒出现，“食环揸车嚟，见到咁多传媒就走了。”

因为没有牌，当布贩选他为钦州街布贩市场商贩关注组主席时，有一班持牌人签名联署反对他做代表主席。何应开于是邀请一众布贩开会，虽然持牌人和非持牌人争取的有不同，但他也为持牌人想：“政府当时是说赔8万元，但我看过新闻，中环的小贩因为收地获赔12万，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也可争取至12万。不能说承诺，只能说尽力。”最后大部分人同意继续让他做主席。

后来政府也真的将赔偿定为12万。去年年尾，21名持牌人与政府签定离场协议。政府将余下的经营者分为获登记的非持牌经营者（33名），以及未获登记的非持牌经营者（17名）。后者因为申报税项或营运收支纪录未能全部提供，故不被食环署承认。33名获登记的布贩可领6万元特惠金或搬到通州街街市继续营业，获1.5万元搬迁津贴， 以及享有8折租金。而其余17名则需以投标形式才能在通州街街市继续经营。为此，布贩曾经一同游行，反对食环“搞分化”要求食环署一视同仁，并扬言50名布贩将同起同落。

一通电话　蝴蝶效应

2015年8月，政府通知棚仔布贩须于年底前迁出，让政府兴建居屋。起初，布贩都无可奈何，说：“由佢执啦，政府要拆你，有咩办法啊。”何应开自认读书少，不擅辞令，他却翻起电话簿，打了三通电话。他联络的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是一些曾经在棚仔相识的学生。有些电话有下文，有些出现过又渐渐退场。

义工Arabii想起那通电话：“何生说，我们是大学生，有知识、叻啲，希望我们想想如何帮忙。”Arabii像棚仔义工团队里不少人一样，曾在学生年代到过棚仔做功课，有些是时装设计、有些是艺术、有些是传媒和电影界。后来Arabii和同学在棚仔认识其他大学的学生，大家不谋而合，希望为棚仔“做啲嘢”。这群学生之中，包括一直关注小贩政策的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专任导师梁志远博士的学生。梁志远连系上一些义务帮助民间规划的规划师，以及中大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伍美琴教授。棚仔的人脉网络，迅速扩展至学术及民间规划界。

这些不同背景的义工，如何推动棚仔这两年半的抗争？棚仔的获奖“秘技”在哪？详情请留意下一篇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