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山荒村】芽菜坑村个名点嚟？　老村民：为悭钱用玻璃樽起屋

废墟近年成为热话，你有没有想过，在闹市的斜坡里，就隐藏着一个个荒废的村落？在宝马山上，便有着废弃的芽菜坑村。早前记者找来废墟达人刘李林和当年的村民罗启义一同寻访木屋区故事。摄影：陈嘉元

千人的木屋区 五湖四海齐聚铜锣湾揾食

在高级超市与私人楼宇后面的山坡，原来就是荒废了的芽菜坑村；而那些楼宇所在之地，从前也是村落的一部份，罗启义在约1960至1965年便居住在此，这里可谓见证了铜锣湾区的发展。他是少数登过珠峰的港人之一，自言喜欢登山缘于小时通山跑。

从马路边山坡的楼梯往上走十多步，就已进入一片树林，残余的墙壁，洗涤用的胶盘、旧式电视机等随处可见，仿佛回到上一个世纪。

当年这里并没有树，整片山都是木屋，“你不会想像到的，那时一间间建到好密好逼的。”罗先生说每隔一段路就住了10多户人，“可能都有1000多人。”1940至50年代，内地大量难民涌至香港，芽菜坑村开始形成。罗先生爸爸在40年代中日战争时来港，先住在天台屋，再在1960年代迁至租金更便宜的木区屋，一家6口租一张碌架床。

工厂的劳动力来源

每逢十月，路口一间豆腐工厂都会插满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村民也有部份会有一两枝旗，但政治气氛没传说中热烈，左右两派之间并没什么冲突。罗先生说山上什么人都有：“潮洲、四邑、新会……”大家都只是被已发展的铜锣湾吸引来工作的平民。

罗爸爸当年就在山下做电车售票员，偶尔带当时还年幼的罗先生到皇都戏院那边喝茶。其他村民则做地盘，另一村民阿玉说许多人做工厂，“电子厂、制衣厂、糖厂，好多工厂的。”现年50多岁的她说。“那时人人自力更新，不是摊大手板等救济，没人会看低你的。”这些村民正为市区提供了劳动力。此外原来港岛有些寮屋其实是工厂、菜地、禽蓄养殖场等，共占35%，芽菜坑村也有许多人养猪——寮屋原来既提供劳动力，又有生产力。

别墅旁的木区屋

虽说都是为两餐，但村民之间并没自扫门前雪，“有晚有人发现有贼，全村人都醒了，全部跑去路口守住。”罗先生说。当年有不少吸毒者在山上的洞穴居住，有次有个偷了火水灯，村民赶紧去拦截，拿回灯就放他走——吸毒者也是村的一份子，没损失就由他。更有婆婆给偷渡者吃食水、面包，指路让他去找亲戚。

当时政府视寮屋为违法建筑，不建公共设施，只提供街喉。“有人说因为以前有人在这里洗芽菜，所以叫芽菜坑村，但这哪里有（水）坑？听说说的其实是大坑。”罗先生说。到1970年代，政府始正视问题，开始建设配水库。访问当日刘李林带我们从山顶往下走，就经过了配水库的遗迹。

在此前，村民都要到山脚天后庙道的水泵房担水，阿玉说有专门帮人担水的工作，让其他人可以下山去上班。当时芽菜坑村旁边还有个马山村，再旁边是虎豹别墅，刘李林说当年不少人专程去拍别墅，不小心把背后马山村上担水的人也拍下来，刚好见证了那年代的贫富悬殊。

穷人恩物：玻璃樽

在山上的木区屋，台风来也不会储到水，斜坡几成瀑布。罗先生忘了当年是不是“温黛”（台风）吹到，“哗，屋顶全飞走了。”罗先生说。“再砌过啰，拿块木板，铺张沥青纸，就可以隔水。”当年每家常备铁铲等工具，随时修屋。

“住木屋区其实是在荒山生活。”罗先生说。阿玉指山上很多蛇，但村内有名蛇王，常常抓蛇去吃。罗先生说一到冬天，就要在门口洒些水，“要不冷天干燥，一吹风就很多尘。”风大又会吹开大门，“我爸爸会找条绳，绑住个玻璃樽，玻璃樽重嘛，开门时玻璃樽便提上去，有重量掉下来就关门，不过常常跌烂玻璃樽。”罗先生笑笑。访问当日还见到有墙壁是用玻璃樽和石屎砌成的，看来就像艺术品。但这其实充满实际考量。刘李林说：“悭钱嘛，加些玻璃樽就不用那么多水泥。”

后来罗先生一家继续用民间智慧，在山腰搭了间屋开咖啡档，住在山顶的村民晚上吃完饭，没事做又不想走到山脚，就来聊天。

粗生的野孩子长大登上珠峰

有次罗先生跑下山边买零食，“仆一声，哗，撞穿头，成身血，旁边有户人捉了我过去，找人叫我家人。”他说。“那时哪里有什么医院，东区医院是90年代才有的。”结果他爸爸买了盘尼西林给他涂，竟然慢慢康复了。“以前的人好粗生的。”罗先生笑笑说。

这种天生天养，让他后来成为了少数登上过珠峰的港人。“小时候习惯了活动，对周围很好奇，咦哪里没去过就想去看看，慢慢喜欢上爬山。”他更说：“经历过贫穷，自己对物质没什么追求，有少少东西已经好满足。”现在他从事金融行业，日后退休后或移民台湾，财产将放手给儿子。

昔日政策：先建屋后拆迁

在约1965年，政府打算发展芽菜坑村近山脚位置，与今天不同，当年是先建徙置区再拆村。当时村民有的很开心，但也有人不想搬，“当时人工一个月才100多元，搬去徙置区好像要10多元月租，还有水电费。”不过后来村民还是就范了，被迁至柴湾徙置区。搬迁那天，一户户人搬着木柜、电视等，一长串地走下山，身后的荒野，转眼成为了马路和私人楼宇。

至于山腰以上的芽菜坑村，则一直到1990年代才随着木区屋被进一步清拆而废弃，那个曾满足了无数难民基本需求、满足市区劳动力的荒山，与村民的求生史，就这样一并隐藏在山林之中。罗先生说小时有点不舍，但现在那只是一个回忆。其实除了是回忆，这些木屋，也默默地影响了他和许多香港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