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之愁・二｜忧朋辈举报而噤声 成官方欲动员力量
经历近两年的政治和社会巨变，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后，对于从内地来港的“港漂”来说，是多一分亲切，还是少一分自由呢？
一直研究“港漂”议题的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叶荫聪认为，比起新移民群体，“港漂”与香港社会存有区隔，相信这是顺从官方的管治逻辑，更方便管控。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闾丘露薇指出，“港漂”关心本土社会运动的代价愈来愈大，近年更有朋辈之间的举报，令许多人不得不噤声，不敢表达意见。
他们分析，“港漂”或成建制派及中央想要动员的新力量，但成效未必如官方所愿。
“港漂之愁”专题报道：
港漂之愁・专页｜不同政治光谱的得与失 忧朋辈举报 官方欲动员
叶荫聪研究“港漂”社群多年，他指这群人从内地来港读书、工作，大多来自中产以上家庭，学历等文化资本相当高，在港从事专业管理或辅助专业管理的工作。
他认为，与新移民不同，“港漂”初到香港时，未必要寻找本地的资源或援助，对本地社会的需求和联系也相对较少，“有些人很自得其乐，不需要融入本地社会。”
区隔港漂 顺从内地政治逻辑
叶荫聪指出，不少“港漂”刚刚来港读书时就接触到“香港内地学生联合总会”（CSSA）等有内地官方背景的组织，源头上已与本地生区隔，“如无CSSA，他们来到香港就更需要和本地学生接触、交往。”
在就业选择方面，“港漂”多倾向寻找有内地背景的公司，亦更容易获聘。叶荫聪说：“这群人不一定很融入本地人的网络和生活，多年来有自己的圈子，读书、就业都存在有形无形的区隔。”
叶荫聪认为，北京政府也不想“港漂”过于融入本地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作出分隔，这顺从了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管治逻辑，尤其相比外国，一国之内的香港，有更大能力去控制这些流动的团体。
1995年从内地移民来港的闾丘露薇坦言抗拒“港漂”一词，因为自外地来香港的人，与到北京的“北漂”不同，毋须面对户籍等种种不公平。但她认同本地社会与“港漂”存在区隔，她接触许多“港漂”学生，从2014至2019年也有明显转变。
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时，大部份内地生会感好奇，并到现场观察，闾丘露薇透露，当时内地学生若参与到政治运动中，最多只会收到“口头警告”。
支持社运 遭国安拘捕“电视认罪”
但到了2019年，内地学生所面对的风险和后果完全不同。有公开表达支持香港社会运动的“港漂”学生，返回内地时被国安拘捕，更要“电视认罪”。闾丘露薇说，地方公安会致电警告，朋友、同学更会互相举报，“整个政治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大家对社会运动的反应也不同。”
除了中港两地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她更认为与2008年后中港矛盾逐步升级、当局刻意削弱内地人对香港的好感有关，“可以减少内地人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支持（香港）社会运动。”
根据叶荫聪的观察，过往的“港漂”组织少有就香港政治事件表态，但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爆发后，微信公众号“港漂圈”等群体多次发表“反占中”、支持人大831决定等文章，“当时大家好清楚看到，这些组织的政治作用。”
流动性高难培植 港漂声音愈趋单一
尽管“港漂圈”已然在政治上有了明显的倾向，但叶荫聪不认为这代表众多“港漂”的政治倾向。2014年也有“港漂”自发建立Facebook 专页“内地生撑香港”，多次表达支持香港社会运动的声音。到2019年的社会运动，“港漂圈”等“港漂”社交媒体帐号已完全紧跟内地官方的声音。
叶荫聪指出，“港漂”群体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组织，如2019年，海外曾出现中国留学生“踩场”声援香港的活动，运动的中心香港却相对较少。
叶荫聪分析，一方面可能北京政府暂时未必想营造一个强大的撑政府“港漂”声音，另外亦有可能是“港漂”流动性高，许多精英在港工作几年就离开，以至于培植的难度也相应提高。直至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大败，才令中央和建制派意识到挖掘新支持力量的重要性，与内地关系紧密的“港漂”自然成为一种选择，“但要变成群众组织，没有那么容易。”
闾丘露薇指，官方一直想动员“港漂”的力量和资源，影响香港的政治和社会，但多少人响应则难以估计，成效亦未必如官方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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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7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21日）《社会政局风云诡谲 “红、黄、蓝”港漂的失语》专题报道。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