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8冲突｜控方指暴动等罪应涵盖不在现场的参与者　求上诉庭澄清

三名男女前年7月28日在中西区游行现场被捕，控方并无证据证明3人曾作任何暴动行为，但仍控以暴动及非法集结罪名。原审法官认为这两控罪须证其“集体性质”，认为控方单凭3人的衣著等，并不足证3人有罪。控方不服裁决，并认为这两项常用于群体聚集的控罪，也应考虑“伙同犯罪”的元素，意指被告即使非身在现场，若有份参与，也应被涵盖，因而要求上诉庭作出澄清。辩方却认为这说法会令无辜市民受牵连，又指这两罪本身已有集体负责的元素，若连不在场的人也要负担刑责，并不合乎比例。法官押后裁决。

集体性质须证集结在一起及有共同目的

三名被告：汤伟雄（39岁）、杜依兰（42岁）及姓李女被告(17岁)。他们原被控于2019年7月28日在德辅道西近西边街一带，参与暴动。原审法官裁定3人暴动罪不成立，而汤及杜就无牌管有一套无线电对讲机各被罚款1万元。他在判辞提到，梁天琦案中指出非法集结罪或暴动罪必须具有“集体性质”，即包括共同目的及集结在一起。

代表律政司的为资深大状郭栋明称，本案的主要争议包括：

（1）非法集结与暴动罪的法例中有否明文或隐含地排除“伙同犯罪”原则；

（2）在“伙同犯罪”原则下，有关罪行可否涵盖并非身处暴动现场的人。

伙同犯罪元素可涵盖不在场人士

在“伙同犯罪”原则下，只要犯案者与同伴达成犯罪协议，而同伴可预视会发生犯案行为，同伴即使不在场，也可被定罪，再者若犯案者干犯比预期严重的罪行，同伴亦要就该较严重的罪行负上刑责。

认为原则亦适用于暴动及非法集结

代表律政司的资深大律师郭栋明认为“伙同犯罪”原则在所有罪行均适用，包括非法集结罪及暴动罪，原审法官未有清楚解释法例中有否明文或隐含地排除“伙同犯罪”原则。控方不同意有关罪行只可涵盖身处暴动现场的人，并指根据纽西兰案例，即使被告并非身处现场，亦可被定罪。

不会涵盖和平示威的人

他续称，在政策层面考虑上，非法集结罪及暴动罪也不应排除“伙同犯罪”原则。他又反驳非法集结及暴动罪当中“共同目的”的元素，可以是合法或非法，而“伙同犯罪”原则所指的，则是共同犯罪目的，不同意答辩方指罪行已包涵“伙同犯罪”的概念。

上诉庭副庭长麦机智提出，若有示威者参与合法游行，游行队头演变成暴力，但该示威者在队尾，有关法例并非要涵盖这些情况，郭大状同意。

2019年7月28日港岛中西区由集会游行演变成警民冲突。(详看下图)

辩方指法例定明必须集结在一起

答辩人却认为，法例清楚定明有关人士必须“集结在一起”才可构成罪行，罪行针对的是身处在现场的人，从立法的历史来看，当局曾修订法例，以收窄罪行涵盖范围，为了防无辜市民堕法网。

麦机智又问到，若有市民鸟瞰式观看示威者与警方位置，再指示示威者应如何移动，他是否参与暴动，答辩方则指他只是涉及协助或教唆的罪行。

引用伙同犯罪会扩大刑责

答辩方又指，若然控方可依赖“伙同犯罪”原则，控告不在现场的人，将会扩展刑责，令刑责变得不合比例，也增加无辜市民受牵连的机会，因为涉及公共秩序的罪行，与谋杀等罪不同，前者惩罚所有身处在现场的示威者，在证据上不会出现不确定性；后者或出现多名施袭者持刀，但最后无法得知谁人杀死事主。

非法集结及暴动属集体负责

答辩方继续解释，非法集结罪及暴动罪本身已属集体负责的罪行，如暴动中其中一人掟汽油弹，虽然最后可以无法得知哪一人掟汽油弹，但所有参与人士也要负起刑责，根本不需要再施加一个概念相近的原则（即“伙同犯罪”原则）。

曾载人士到集结现场也有机会负刑责

答辩方续指，若“伙同犯罪”原则亦适用于非法集结罪及暴动罪，并非身处现场的人，根本无法预视其他人的行动，却要为在场人士即时的行动负上刑责，例如若有人只是驾车接载一名欲参与非法集结的人士到现场，“伙同犯罪”原则会令驾车的人要负上后来发生的事所引伸的刑责，情况不合比例。

可适时引入串谋或煽惑原则

对于非身处现场的人士，答辩方认为控方其实可透过串谋者原则，或煽惑罪行处理情况，而不需要引用“伙同犯罪”原则。

案件编号：CASJ1/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