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排名愈高穷学生愈少 港大清贫生：跟同学差距一顿饭见端倪
过去10年，就读本港八间资助大学的全日制本地学生中，符合入息审查资格、取得助学金的学生人数及比例下跌。《香港01》综合多方数据，发现院校之间亦有“贫富悬殊”，排名及名气愈高、校内清贫生比例愈低，“垫底”院校依次为中大、科大及港大，即俗称的“三大”，“包尾”的港大每10名学生，只有约1.5人获发助学金。
俗语说“人穷志不短”，但港大清贫生家怡（化名）未尝上流的果实，先感“同身边人差好远，大部分同学（社经地位）比自己高一层次”。她认为基层生升读大学及上流机会，受限于穷家庭的经济条件及眼光，“即使考了进来，也要不断做兼职帮补，因此要放弃很多机会及活动，如何跟人比？”
香港大学在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榜中，位列第43、蝉联本港院校中的最高排名；但论清贫学生入读的比例，港大原来一直“包尾”，由2006/07学年每10名全日制本地生中、有约2.7人获发助学金，至2015/16学年跌至仅1.5人。
另一边厢，岭南大学取录清贫学生的比例，属八大院校中最高，在上学年，每10名岭大的全日制本地学生，有3.5名是获发助学金的清贫生。
不过，跟10年前比较的话，各校的清贫学生比例均录得跌幅。（见下图）
一顿饭的贫富差距
家怡（化名）出身屋邨中学，学校数年才出一名港大生，她直言“不像地区名校，入学已有一班师兄师姐照顾”。褪下一式一样的校服、换上便衣，跟身边人的差距，来自生活每个细节，“一起吃饭，同学毋须担心贵不贵”，但家怡却宁愿饿一阵子、待推出下午茶餐才去吃饭，务求省钱。
她也不愿同学知道父母从事低收入工作，“和同学聊天，知道他们的家境很‘猛料’，某某同学的家人，是上市公司主席”。
家怡的家庭月入较全额资助的上限多了1000元，过去两年，她一直只获批半额资助，要额外借贷才够交学费。而因为家境问题、她考进港大后放弃了不少有兴趣的活动，直言“样样活动都需要钱”，而她最不甘心的，是因此无法参加海外交流。
即使大学给予了资助，还是不足够（参加海外交流），我不甘心，因为自己的成绩不是不够好，只是我没钱。
穷出情绪问题
家怡今年亦初尝申请助学金过程中的“不近人情”。任职保安员的父亲今年4月失业、及后转职，当时学资处要求她补交证明文件，要求父亲取得前雇主签名作实，令父亲尴尬，而即使父亲转职后收入减少，处理今年申请时，仍然是按上一年度的收入计算，令她无法获得更多资助。
除了父亲失业，踏入暑假后、家怡原有的补习工作暂停，令收入锐减，加上弟弟文凭试失手，须报读自资课程，家怡唯有身兼两份兼职帮补家计，身心濒崩溃，“那段日子，遇上塞车或其他小阻碍，我会在街上不由自主地哭出来，终于求医，医生说我有忧虑和抑郁”。最后她听从建议辞去兼职，换来是户口一度仅剩200元。
脱贫＝动力？压力？
另一位浸大清贫学生心仪（化名）则自感较“幸运”，因合乎全额资助的资格，“很多得不到全额资助的同学，其实不见得比我富裕，可能家中有少许资产就不行，但他们一样要自己赚生活费或学费”。
出身基层是推动心仪向上的动力，自中四开始，她已决意考入大学脱贫，因为一旦失手、家庭根本无能力负担自资课程，“唔通我要一世做售货员？我不想这样”。于是她开始每天拚命“锄书”，要求自己高度集中，一听见电话响起等噪音就会暴躁。
母亲担心她压力过大，一度带她看精神科医生，但学习压力未有减退，幸而是最终考入喜欢学科，纵偶然仍有困难、对前景也有信心。
我不会担心被看低，始终读的是浸大，如果读的是港大，就真的可能会被人笑。
八大：提供众多奖助学金
《香港01》就此向八大查询，各间各校均指出大学收生有既定准则，按学生的成绩、面试表现等择优取录，各校亦设有不同资助及奖学金计划，支援有经济需要的学生。
其中，港大发言人表示，近数年的入学生背景调查显示，来自家庭月入2.5万以下的学生，约占三成，而获发政府助学金的学生比例，近3年维持在一成半左右；中大发言人则补充指，设有工读计划、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内做兼职或担任助手，以赚取报酬。
教育大学博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周基利分析表示，八大院校的数据反映收生成绩较高，亦即较难“考入”的院校，始终“穷人入到的机会，较中上阶层低”。教育界议员叶建源则认为，数据反映大学愈受欢迎、竞争愈烈，基层能够进入的机会较小，但“当中原因、政府有需要进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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