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上诉得直．判辞解读】贪污指控未确立　是否故意未详解

曾荫权在经历两次审讯和多番上诉后，最终在终审法院获判终极胜讼，洗脱罪名。终院5名法官今在33页的判词中解释理据，指在陪审团未有裁定曾收受利益罪成，意指案件欠缺了贪污元素，到他们考虑曾是否涉行为失当时，这罪名中的“明知故犯”和“严重性”，就变得重要，惟原审法官引导陪审团时，却在这两个重点均未作充足指引。法官指出，陪审团作裁决时，虽然毋须解释因由，但法庭期望他们是有理据支持下才作出决定，故法官指引必须稳当，惟审理本案的法官未能做到，故裁定曾荫权上诉得直。

曾原被控两罪只有一罪涉贪污元素

终审法院5名法官均一致裁定曾荫权上诉得直，他们在判辞中提到，曾荫权在原审时，被指接受数码广播有限公司股东黄楚标提供的深圳单位豪华装修，控方指曾接受装修属于贪污，也就是当时被控的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

而曾未有向行会申报和黄洽谈租住深圳单位，但同时又处理数码广播牌照的申请，就此被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贪污元素未确立　另一罪须详尽阐述

在2017年的第一次审讯中，陪审团未能就接受利益罪达成有效裁决，法官指，这裁决结果，亦令案件丧失了贪污的元素。曾在上诉时提出争议，指他在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他是否“明知故犯”地不作出披露，以及其“严重性”是否构成刑责，两个重要的元素中，在审讯时被原审法官所忽略。控方亦有回应指，即使曾荫权未被裁定接受利益罪成，但他和黄的关系令人引起联想涉及不当行为，案中的不当行为是指他严重滥用职权。

惟终院认法官为，若要求陪审团以控方所说的基础裁定曾罪成，须就控罪中这些重要元素作解释，但原审法官在指引陪审团时，却未有详尽阐述。

“明知故犯”不能简单解成“有意”

终院法官指出，原审法官在指引陪审团时，虽然有提及，若未能确定案件涉及贪污成份，但仍须考虑行为失当罪本身的指控。他向陪审团指，该罪中的“明知故犯”可以理据为“有意”，而非意外、意外和疏忽。

终院认为原审官这方面指引明显不足，假若案中有贪污元素成立，行为不当罪中的“明知故犯”便没有争议。然而，当案中的贪污成份不能确立时，“明知故犯”便富有争议，原审法官必须加以指引，并作详细阐述这有意是否足以成为罪行，惟他没有做到。

决定不披露不能等同隐瞒

终院法官进一步解释说，当决策者已经考虑是否要披露自己所涉利益，并决定他毋须披露，此决定或可被称为“有意”。若他没有忽视披露的责任，而只是不知道，或不认为有责任披露，便不能被称“明知故犯”。若有人有意识地决定不作出披露，虽然该决定是错误，但这不能等同是隐瞒。

须考虑不申报的动机

此外，原审法官在指引何谓“严重性”，只称“严重而非琐碎的”，并要求陪审团考虑曾的职责及官职，以及他偏职职责的程度。终院认为，此方面的指引同样不足。由于在案中未能确立贪污一事，因此在评估上诉人偏离职的性质、程度和可引致的后果，便必须考虑他不申报的动机、有什么要披露等，但原审法官未有就此作出妥当分析。

已服刑若再重审存在不公

判词最后指，不能争议的是，若陪审团得到适当的指引，仍是有机会裁定曾荫权行为失当罪成，但法庭不曾争论，亦不能争拗这个可能性。考虑到曾已服刑完毕，若案件再重审会不符合公义，因此决定案件不作重审的命令。

案件编号：FACC 2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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