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医科曾是“乞食科”？ 香港医生人手不足问题初探
1999年4月，由政府委托的哈佛专家，发表探讨医疗体系的报告，但回顾20年前的这份报告有一个缺陷，就是未触及医疗人手不足问题。现时香港医生对人口比例，每千人只有约1.9名医生，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先进经济体平均数3.4。大家每年也会见到公立医院人手紧张，流感高峰期例牌“倒泻箩蟹”、医护抗议的情景。
但可能大家会“黑人问号”的是，近日医务委员会表决4个放宽海外专科医生来港后的实习安排，全数议案皆被否决。公众可能会有疑问，既然前线医生不断批评人手不足，何以医委会对吸引、挽留海外医生来港却如此“手紧”？
回看政策源流，九十年代本港的医生对人口比例，其实比现时更严峻。不过当时医科生毕业后未必找到工作，基于饭碗未必有保障，当时医学界甚至质疑医生人数过剩，主张削减医科学额，政府亦“从善如流”削人手。所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即使近年医生人手黑洞愈来愈明显，医学界领袖对于各种增加医生人手的措施，都不会太热衷，甚至反对，因为这可能令业界重温当年有医科生毕业等于失业的“恶梦”。
《哈佛报告－医疗大辩论20周年》系列之四
▼哈佛报告懒人包▼
回归初期：医生失业 医学会要求削减医科生名额
医生人手是“多”还是“少”，从来视乎利益立场。回归前后医生人数其实比现时更严峻，直至1996年底香港有7,845位注册医生，比例是每千人口1.24名医生，公立医院轮候时间偏长，部分专科门诊要等9个月“起表”，所以有病人组织质疑医生不足。
不过当时主导讨论的医学界，看的是另一现象：九十年代，医管局刚成立后医生薪酬福利有改善，工作环境仍算不错，流失率偏低。每年约三百名医科毕业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正式成为医生，实习名额也供不应求，对现职医生也构成竞争。1997年中，更有多达百名应届医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所以在那个年代，读医并不等同收入保证，部分医科毕业生被迫改为私人执业，但由于欠缺行医经验，自立门户未必个个成功，出现过医科生毕业后就业困难，被迫转行做保险、药品推销等情况。1997年，公共医生协会及香港医学会均要求政府削减医科学院学额。
政府减赤向医疗开刀 一场沙士现形
另一个当年认为香港医生人手过剩的理据，是政府自1998/1999财政年度起录得赤字，所以即使公立医院的服务轮候时间已偏长，惟政府亦无意扩大公营医疗规模。于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在2000年决定，自2001/2002学年起削减医科学额，由每间医学院培训160人，减至每间收生125人。政府对医管局拨款变得手紧，2003/2004至2005/2006年度更削减医管局预算。
医管局自2002年底为省钱，推出“自愿提早退休计划”，以“肥鸡餐”劝走资深员工，收到逾二千申请。医管局亦只以合约制聘请医科毕业生，医生入职起薪大减之余，完成7年专科培训后便要离开医管局。
不过2003年一场沙士，改变政府对医护人手的看法。当时疫症在多间医院先后爆发，大量前线医护哭诉人手不足，有新入职医护人员未受足够训练便要“上战场”，更有医护人员染病，人心惶惶。群情汹涌之下，医管局搁置自愿提早退休计划。
医管局建议重新增加医科学额 医学界反对
往后几年，削减医科学额、医管局削人手的后遗症开始浮现。公立医院服务需求提高，人手追不上需求，医生工时过长，每周可长达七、八十小时，导致人手持续流失，形成恶性循环。医管局2007年人手检讨报告更指，直至2018年平均每年会缺少199名医生，提议重新增加医科生名额，及后获教资会接纳，在2009年开始逐步增加各医护职系培训学额。在2011年及2014年施政报告中，政府都分别宣布增加医护学额。
不过有医生组织当时强烈反对增加医科学额，认为医生总人数无短缺，学额太多反引起失业问题。前医学会会长蔡坚指，公立医院人手荒是基于医管局工作环境差、缺乏专业培训机会及前景欠佳等。时任立法会医学界议员郭家麒也认为，私家诊所愈开愈多，反映问题不是医生不足，只是医管局留不住人才。医管局于2011年扩大以有限度注册形成聘请海外医生，医学界也强烈反对，指聘请私家医生兼职就足够。
其实医学界担忧也非毫无根据，香港医疗体系公私营失衡、医管局管理问题，确实恶化公立医院环境，而站在医学界立场，如果增加培训医生但无足够职位配合，可能威胁现有医生的生计，他们在九十年代已“中过伏”，自然有戒心。但需要问的是，公私营失衡、医管局管理问题短期内难解决，那增加人手又何尝不能作为其中一个纾缓方案？
4月3日医委会就四个方案投票，委员取向如下：
医生人手需大增八成
直到近年，公立医院环境继续恶化，前线日日“叫救命”，但政府可做的相当有限。有限度注册医生及兼职医生的人数皆不算多；培训新医生又需时动𫐄十年，教研人才难求。海外医生来港执业，则需要“过五关斩六将”，通过及格率极低的医委会执业试，更要被当成“初哥”般实习，堵住不少有意来港执业，甚至是海外名牌学府读医想回流的港人医生。放宽海外医生门槛，又屡遭医学界强烈反对。
亦因如此，医委会近日否决4个放宽海外医生实习安排的动议后，主席刘允怡慨叹“最易（争议较少）嘅方案都输晒”，更提到政治上“讲同做系两回事”，暗示有人口讲同情前线医生，但一谈到各种增加人手的措施，又诸多反对，相信一定程度上解释到这种现象。
根据食物及卫生局的《医疗人力规划和专业发展策略检讨报告》，如要维持2015年的医疗服务水平，香港直至2030年将缺1,007名医生。但如要追上发达国家的每千人口3.4名医生水平，香港现有约1.4万名医生，人数至少要大增八成。到底如何填补这个黑洞，至今也没有人能提供答案。
《哈佛报告－医疗大辩论20周年》系列：
医生管医疗 未必符公众利益
无可否认，香港拥有高水平的前线医护人员，在公立医院的恶劣环境中救死扶伤，帮香港熬过沙士、流感高峰等难关，值得敬佩。但过去廿多年的经验告诉大家，部分医学界代表，长久以来都对医生人手极为“手紧”，正正加剧医护人手紧张的问题。而港府过往亦对医生人手欠缺整全规划，造成“减完人又呻医生不足、医科学额减完又要加”的奇怪现象。
归根究柢，这还是一个制度问题。现时有权决定谁能挂牌行医的是医委会，委员大部分是医生，一半成员由倾向医生利益的团体选出，增加人手即使有利整体医疗制度，但只要稍为触动医学界既得利益，都会困难重重。但医生不是圣人，也会有自身的利益考量，由他们主宰整个人手供应，角色有根本矛盾。类似的争议已持续多年，问题无止境拖下去，不单前线医生受害，广大市民亦深受影响。20年前哈佛报告中未有触及的医护人手问题，已到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