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中央重塑一国两制法理平台　泛民应与港独切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今日（21日）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讲。田飞龙指，因应后占中时代，香港政治平衡被打破，中央正重塑一国两制的法理平台。他强调，香港的司法独立，不可能超越《基本法》和国家主权的权威，呼吁泛民主派“先走出一步”，主动与港独切割，并重新审视人大“八三一”决定。

田飞龙表示，习近平访港后，中央所期待的走向和解的局面，没有迅速打开。他指，从近日建制派和大学校园发生的事情上可以看到，回归二十周年并没有成为解决一国两制内部多重冲突的枢纽性标志，而是延续了之前既有的矛盾。

《基本法》一法各表　中央势重塑一国两制

他强调，香港作为自治体系，重建法治与民主间平衡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现实，看到一国两制实践重心，已从原来的放任“两制”，转变为重塑“一国”。他指，“如果香港的繁荣稳定，只是一国两制的目标之一，必须追问一国两制作为特别的宪制安排，背后的理性是甚么，以及国家利益的关切是什么。”

他形容，《基本法》在香港的实施，是“一法各表”，每个人都以自己心中的意愿和理解，去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基本法》。他指，2014年《一国两制白皮书》出现的原因，是经过多次法包括人大释法在内的法理斗争博弈后，中央发现，政策文宣管道和人大释法，不足以塑造符合立法者原意的一国两制。故此，国家认为需要进行矫正，重建一国两制的“法理平台”。而习近平今年的7.1讲话也包含一种“法理重构”的取向。

香港司法自我调整寻求平衡

他又提到，包括议员宣誓案等多宗司法案件中，可以看到香港司法正在从抗争者权利和国家利益之间进行自我调整，寻找一个“再平衡”。他形容，这是巩固香港法治的一个理性策略，香港法官的司法哲学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指，香港司法与一般的普通法地区产出现生了差异，是因即便香港的司法权也是基于《基本法》，包括受到人大释法的约束。他强调，香港司法独立，不能超越《基本法》塑造的国家主权权威。
 

一国两制不能损害国家利益　香港面临“跟谁走”问题

他表示，一国两制不是“天赋权利”，也不是国家对香港偏爱，而是基于国家利益的抉择，一国两制的实施，不能损害国家利益。他指，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向，从由西方主导转向为由中国带领，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一国两制所处的历史环境与1984年或1997年已大有区别。国家正在高速发展，而香港作为已经比较发达的公民社会，两者节奏不协调，因此香港反向寻求孤立主义。但中国取代西方称为新全球化中心的时候，香港处于香港与西方秩序边缘，面临精神和利益转型的挑战，出现了“跟谁走”的问题。

追求民主失败　令香港政治失衡

谈到港独思潮，田飞龙认为，港独是超越《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秩序的革命行为，不以宪法体制为前提，是要将香港脱离开香港主权秩序，重建仅由香港组成的共同体，已非自治问题，而是建国。他认为，当港人发现7.1游行和占中都无法达成自己所理解的民主发展目标，香港民主运动出现了“肌肉无力”，进入了更激进的场景，寻求政治目标实现，这与原本作为香港核心价值的法治发生了冲突。他形容，原有“中央不管”及“港独没有”，中央任由一国两制框架下，建制派与泛民角力的二元平衡局面被打破。在此情况下，“国家”与“港独”都进场，令香港政治失衡。

他认为，中央面临最新形势，开始采取“统战治港”与“依法治港”双轨制，因中央认识到，原本依赖的“统战治港”有很大局限，既没有法律依据，也缺乏透明度和规则确定性，与香港社会理解的权威生成方式有很大出入。中央治港方式正在转变，长远会进一步走向“依法治港”，但前提是重塑《基本法》上要取得进展。

八三一不可能绕过　香港社会应视作里程碑

研讨会上，陈弘毅向田飞龙问到，后占中时代，既然中央政府不会改变人大“八三一”决定，民主派又无法反过来认同“八三一”决定，似乎已看不到实施双普选的可能性，为何民主发展仍然是需要思考的课题。田飞龙认为，问题在于缺乏对“八三一”决定的重新评估。他指，应将“八三一”看作是香港民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非“落闸”，并不是“闭关”的程序，“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世界观”，他建议香港社会应对“八三一”决定重新看待。

他强调，“八三一”决定衍生出的政改方案，尽管被本地立法否决，但“八三一”决定本身已经成为《基本法》法律基础的一部分，“除非诉诸革命，否则不能绕过去。”他指，“八三一”决定下的政改方案，至少引入了全港选民，提高香港政治的问责性；其次，政改亦只是回归以来的一次实验，他强调，香港民主化的发展需要有智慧，因为中央拥有权威，很难妥协，而香港只是地方民主，处于整个国家的主权秩序之下，“民主派要主动消灭港独，与港独切割，首先港独是传统泛民的有力竞争对手，其次港独越发酵，国家介入越强，普选越没有希望。”他呼吁，“要看泛民主派能不能先走一步。先走一步，这盘棋就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