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2017.前瞻】深圳推动科创20年 研发开支大幅抛离香港

撰文: 陈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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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用无人机市场占有率高达七成的“大疆创新”,创办人汪滔于香港科技大学读书时,与同学合力研发无人机,早已“入籍”香港的他,毕业后选择回深圳创业。今天港深的互相比并,在科技方面香港肯定输给深圳。汪滔2003年由内地来港,到科大修读本科及研究生课程。2008年汶川“5.12”八级大地震后,他和队友研发的无人机飞入灾场航拍震后灾情,为救援提供重要资料。他在学时,因为在深圳较易买到所需零件,所以到当地租用房间进行研究。假如香港有科技行业供应链,政府有政策扶植初创企业,协助解决租金和人才不足问题,汪滔会否有较大机会在港大展拳脚?

汪滔研发的航拍机,曾于2008年飞入汶川地震灾区拍摄灾区情况。(科大图片)

香港传统四大经济支柱贸易及物流业、旅游业、金融业与专业服务及其他生产服务,近年来就业人数已经饱和。贸易发展局在2017年经贸研究明确指出,香港具有明显优势,可进一步发展的六项产业是文化及创意产业、医疗产业、教育产业、创新及科技产业、检测及认证产业及环保产业,就业人数由2010年的41万人,升至五年后的48万人,升幅逾17%。六项产业在2015年仅占本地生产总值的8.9%,反映它们拥有庞大发展空间,若要激发当中潜力,创新及科技的配合是不可或缺,可惜香港乏善足陈。

本港“创新企业”指标远远落后其他主要经济体,令前景未明。(资料图片)

香港研发开支远逊邻近地区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于5月发表的《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蝉联全球第一,力压其余62个经济体;香港在经济表现、政府效率、营商效率及基础建设四项范畴相当出色,但在数码竞争力排名只得第七,新加坡却连续五年排名榜首。IMD的数码竞争力排行根据50个指标作评分,香港在“高技术出口产品”及“创新企业”指标排名只有35及46位,显示科创严重滞后。香港在研究和发展的开支(R&D Expenditure)于2015年只占本地生产总值0.76%,不及新加坡(2.6%)、美国(2.8%)、深圳(4.05%)及北京(5.6%)。

创科局投放180亿元

政府早已意识到停留发展传统产业只是死路一条,首任特首董建华于1998年设立创新科技委员会,并接纳建议注资50亿港元设立创新及科技基金,在2000年成立应用技术研究院、2002年发展科技园及2003年建设数码港等,但往后政府却未做好领导角色,以致数码港等走样沦为地产项目。上任特首梁振英上场才锐意要求产业向高增值发展,创新及科技局成立以来,尽管政府投放超过180亿元推动创科发展,但暂未见成绩。

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罗范椒芬早前指出,本港创科仍未能成功发掘可聚焦的拓展领域,而且逊于周边地区,如深圳早已积极在国际招揽人才,又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就创科发展作出具体规划。她建议香港应尽快收窄范围,集中投资及培养人才。曾主理香港教育政策多年的罗太慨叹,社会主流观念令年轻人对稳定高薪工作趋之若鹜,失去乐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因此政府一方面需有实质行动让大众看见创科前景,同时吸引高端大企业在港从事科研,去改变社会观感及创造就业机会。

科学园是目前主要创科发展基地,但何时可成为“金蛋”,仍需一段时间发展。(资料图片/林若勤摄)
航拍机曾应用于汶川大地震,拍摄灾场情况。(科大图片)

深圳20年前开始推动创科

港府偏重金融业,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未有积极介入产业政策,以致近十年的创科政策近乎空白,在此消彼长下深圳将香港远远抛离。深圳在20年前已着手推动创科,1999年开始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示成果,供业界寻求合作机会。

深圳逐渐由低端加工制造业基地,成为全球知名的高科技产业基地,不单拥有全球电脑、通讯及消费电子产品(3C)制造业务,亦是多间国内及国际电讯龙头企业如腾讯、华为及迈瑞等基地,更向香港招手共同兴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在2015年分别有34万人投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又有19万人任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总劳动人口约5.9%,为深圳带来可观回报,生产总值分别为逾1,092亿元及486亿元人民币。

反观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中,唯一未有以创科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经济体, 2015年创科产业就业人口仅有3.5万人,生产总值只有167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0.7%。

Nokia没落 芬兰政府支持《Angry Birds》公司

专注创业学的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黄岳永认为,发展创科有助开设更多高端职位,他认为传统的高端职位如医生需要花多年时间学习,但全球已日渐饱和,反观创科会是一个上流较快的行业,他以金融科技(FinTech)为例,本地FinTech不单令新的经济模式崛起,影响其他行业如旅游、零售等运作,让不少人才有机会加入不同行业专责IT,甚至自行开设公司。

政府虽已推出多项措施以改善本地的创科环境,支持企业转向高增值生产或发展新兴产业。但黄岳永留意到,现时政策上根本未有“集中力量做同一件事”,俨如“打空气”,“芬兰以前有Nokia,现在有Rovio,这是基于政府的推动,改变了发展方向,令发展迅速由手提电话转至手机游戏。”创新科技被视为推动经济转型的一大推动力,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早在Nokia王国没落之际,不但着手协助Nokia被裁员工转到移动数据传输技术界创业,吸纳更多人入行,同时向游戏公司Rovio及Supercell提供资助,成功开发出《Angry Birds》及《Clash of Clans》游戏。从Nokia没落至Rovio崛起,时间不超过十年,“即使是一仗功成万骨灰,政府要有方向去领导,令到整件事发生,但香港根本缺乏这种心态及中长线发展,没人清楚他究竟想做什么。”

相反本港开创高端职位进度缓慢,令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由低做起,政府刻下需要长远目光,推展科创制造更多高端职位。

原文载于第76期周报(2017年9月4日)A05,原文题为《与港同期起步 深圳20年成科创一哥》,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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