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 火烧英国代办处——港府反守为攻的契机

六七暴动在5月爆发后，英国政府与港府对如何应对暴动一直举棋不定。但是，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并不在于暴动本身，而是他们顾虑到香港左派背后的支持者——中共政府。就在英方犹豫不决之际，港府查封左派报章竟意外地突破了僵局，将整场暴动由高潮推向落幕。

（本文原载2017年5月22日《香港01》周报第61期B16版，按此订阅周报）

六七暴动之猛烈虽然是香港前所未有，但也不能算是英国政府不能控制。即使香港警察无法应付，驻港英军也不至于无法解决。早在1956年右派发起“双十暴动”时，港府虽然反应略为迟钝，但尚能在暴动发起一两天后实行戒严，并出动英军控制场面。故此双十暴动虽然非常激烈，却能在一周之内被平息。但在十年后的六七暴动中，英国政府对于香港的部署却一直迟疑，甚至曾一度考虑是否要放弃香港。英国与港府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症结，在于英国正在估算中共政府是否意欲用强硬手法收回香港。英国当局害怕一旦对六七暴动处理不慎，将为中共使用武力收回香港提供一个合理理据。

涉外交问题 港府难专断

在暴动发生之初，港督戴麟趾断定其是由左派发起，而非由中共中央直接授意，因此大可采用强硬立场，以镇压措施与怀柔和谈双管齐下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在1967年5月13日发给英国联邦事务部的电报中，就认为“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已改变对香港的政策”。戴麟趾判断中共政府无意藉六七暴动收回香港，英国政府毋须过分顾虑而“畏首畏尾”，反而应该主动出击避免乱局拖延。从事后检讨的角度而言，戴麟趾的想法可能是基于他于香港在地观察所得的直觉判断，但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却比他审慎许多。英政府一直对中共政府抱持友善态度，希望在香港问题上不会过分刺激中共政府。当时英国联邦事务部大臣Herbert Bowden在5月17日答复戴麟趾的电报中，就指出要避免对中方作出不必要的挑衅。

另一方面，驻北京的英国代办霍普森虽然同意戴麟趾的说法，认为中共中央无意改变其既有策略而使用武力强行收回香港，但他又同时留意到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得势将有可能为香港问题增添变数。1967年间，内地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时期，中央对于政府的控制并不如外界想像般牢固。即便中央可能并无此意，但群众间的激进情绪却可能改变中共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当内政陷入半瘫痪的状态，外交部也难以独善其身，难免在政治挂帅的氛围中做出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举动。6月时，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处处长Edwin Bolland就指出，假如香港出现不可收拾的流血冲突，内地的狂热份子将有可能在未经中央许可下突入香港，引致中央政府在“文革狂热和沙文主义”的影响下，被迫支持这些激进份子。

于是乎，香港、伦敦与北京三者的认知互相交织，结合成了英国政府在应对六七暴动初期的主要政策方针—— 一边宣示英国决心维护香港主权，但却又不敢贸然轻举妄动，对左派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以避免挑动内地情绪。在5月底，英国当局同意港府封锁中银大厦和工联会总部等左派建筑物的要求，并同时安排航母堡垒号（HMS Bulwark）驶进香港。此举对于海军与空军都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威力展示。同时，在对左派在港势力的处理上，英方又显得有点犹豫。戴麟趾于6月初向联邦事务部建议向左派报章《文汇报》、《大公报》，甚至新华社等宣传工具动手，禁止其关键人物回内地后再返港，又或不再续发工作签证予内地人士。然而英方却不欲挑衅，反而建议戴麟趾“暂缓行动”。

当然，这种政策方针并非一个完全统一的思想，当中也夹杂了三者的主观判断。学者叶健民在“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The Diplomatic and Domestic Fronts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一文中就提到，戴麟趾与霍普森两人在思考香港问题时的观点很不一样，时常出现意见分歧。他指出戴麟趾的态度强硬，在六七暴动随时日推进时，渐渐取得上风而主导了英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观点。但大致上，在六七暴动早期的5月至7月间，英方一直采取观望态度去对应。这也解释了为何六七暴动并没有在短期内遭到有效镇压，最终演变成一场接近半年的骚动。

文革造反派 乱局生转机

在英国持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左派宣传获得相当大的发挥空间，使港府无法有效阻止左派制造有利的舆论，遂令六七暴动局势陷入僵持胶着。到了7月后期，港府理解到若要更有效瓦解左派势力，就必须一改英方的绥靖态度，转而打击左派宣传工具。署理港督祈济时在7月向英方报告指左派报章持续刊登煽动性和捏造虚假的新闻，令其成为推动左派活动的主要推动力。故此港府必须向这些左派报章动手，才能从根本解除左派的组织和威胁。

问题是，当时香港三份主要的左派报章：《文汇报》、《大公报》和《新晚报》都是由中共政府拥有。假如港府直接向它们动手，那将很可能刺激到内地的激进份子，英政府不会同意这样做。港府在六七暴动的处境相当尴尬，因为这并不只是香港内政的问题，同时也是英国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外交问题。顾虑到这因素，祈济时于7月26日向英方建议，先“试水温”，对独立的周边左派报章展开打击行动。经过一番权衡后，英国联邦事务部终于在8月4日正式答允港府要求。8月9日，港府终于放手一博，逮捕了《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及南昌印务公司的左派关键人物，起诉他们“刊登煽动性文字”及“意图引起警队成员不满”；而稍后于17日，更进一步勒令三份报章停刊。

然而，就在这边厢香港展开行动之际，那边厢中共内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两人的努力，中共外交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尚能够保持理性与“造反派”对抗。外交部希望问题止于中国内部，而极力避免其酿成外交问题。早在1月，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已企图夺取外交部控制权，但却被周、陈二人巧妙回避。但到了8月，造反派在新晋王力的煽动下，发动了第二波的夺权行动。由8月7日王力发表讲话支持造反派重新夺取外交部大权起，在短短两周内，造反派便冲入外交部，并于19日正式派文革人员进驻外交部运作。港府查封左派独立报章的“三报事件”，与中共文革造反派夺取外交大权几乎同时发生。

从时间上来看，这两件事情会同时发生，属于巧合的成分居多，故可以说英方与港府几乎是没有考虑到造反派夺权，对他们查封左派报章可能带来的影响。港督特别助理姬达后来接受资深传媒人张家伟访问时就表示，他实在想不到“对这些左派报章的处理，引来的反应会是驻华代办处被焚毁”。港府还未回过神来，霍普森已在8月20日被造反派控制的中央外交部传召。外交部向英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必须在48小时内，撤回对三份左派报章的停刊令，并无罪释放相关人士。英方大概也没料到“三报事件”会得到中共官方这般强烈的反应，不过此时如果英方屈服，那将是全面宣布投降，会步上前一年澳门“一二． 三事件”的后尘。那是英方和港府最不欲得到的结果，所以只能坚拒就“三报事件”让步。由于双方都各自作了不能回头的打算，事态于是一发不可收拾。8月22日晚，在临近最后通牒限期之际，造反派开始组织学生和群众包围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造反派似乎早已计划好冲进代办处，当晚就突破负责保护代办处的军队，大举破坏，最后放火烧毁了代办处。

泱泱大国对外交人员做出如此粗暴的行为，本应引起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但这一把火却意外地为英方和港府烧出一片天，为六七暴动的僵局打开了一条出路。火烧英国代办当晚凌晨，周恩来迅速作出反应，名正言顺地整顿外交部造反派，并亲自向英方道歉和指示修复英国代办。无论是火烧代办或是中方迅速道歉，都大大出乎了英方所能预期的结局。造反派以中共名义向英方发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时间一到实可借势宣布收回香港，然而中共却未有这样做。英国政府仿佛理解这一连串事件背后的脉络——无论左派宣传如何挑衅，中共中央都未有马上收回香港的打算。

中共这张“底牌”亮了出来，英方与港府都如释重负，毋须再“估估吓”应付六七暴动，左派与港府两方“攻守交换”。在5月至7月间，左派挟着中共的威势掌握了主动权，港府则因必须考虑到英国的外交立场而处于被动。但8月烧外办事件以后，港府无疑已少了一重顾虑，明白左派只是一只“纸老虎”，可以转守为攻。9月4日，“三报事件”中的相关人士被判入狱三年，成为六七暴动进入尾声的重要标志。当然这举措可以看成是港府“误打误撞”的结果，但在局势千变万化之时，要鼓起勇气突破现状殊属不易，值得决策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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