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 剖析六七各界斗委会
随着六七暴动迎来50周年，当年被视作指挥“反英抗暴”行动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再次成了焦点。当中一些老委员走出来面对传媒，有人表示忏悔、有人坚持初衷，引来各种反响，但对作为一个组织的“各界斗委会”本身如何成立、运作，却鲜见有人触及。
（本文原载2017年5月22日《香港01》周报第61期B14版，按此订阅周报）
50年前的5月15日清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召见英国驻华代表霍普森（Donald Hopson），表达“最紧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法西斯暴行”；次日，香港百多位左派阵营代表于工联会工人俱乐部召开会议，即席组成“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下称“各界斗委会”），并通过决定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17人，向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递交抗议书。随后，左派组织相继发动各种罢工罢市活动、宣传战及炸弹袭击，相关工作表面上都是由这个“各界斗委会”指挥。
一般认为，“各界斗委会”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国港澳工委在背后控制，其下统辖各行各业的斗委会进行前线活动，而杨光与费彝民等人则是形式上的领导者——当然这绝不代表他们毋须为后来的暴力行为负任何责任，这里希望讨论的是作为一个组织的“各界斗委会”本身。今天大多数人谈到这个团体，都会简单斥之为引发六七暴动的罪魁祸首，但对其具体成立与运作情况往往少加着墨，甚至将它与其下的各行业斗委会混淆。为了好好汲取历史教训，我们实有必要厘清当年“各界斗委会”真正担任的角色。
前身贺国庆 大会仅三次
“各界斗委会”之所以能够快速建立起来，无疑是参考了过往数年港九各界庆祝国庆筹备委员会的模式。翻查《港九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讯》，不难发现当年设立斗委会与举办贺国庆活动的，根本是同一群团体。所谓各界国庆筹委会是一个松散的临时性机构，而且是新华社和港澳工委领导的统战组织，但它只在名义上统领各行业的国庆筹委会，具体工作都由前线实权人物自行操作，各界国庆筹委会本身没什么职权或资源可以动用。“各界斗委会”与前线各行业斗委会的关系大致与之相若，这也是各行业斗委会于六七暴动时期活跃程度不一的主要原因。
此处还要补充一点：“各界斗委会”的成立要晚于许多名义上在旗下的各行业斗委会。5月6日新蒲岗人造花厂首次冲突，已直接促成胶业工会成立“港九树胶塑胶业总工会反迫害斗争委员会”；5月11日再发生血腥事件，工联会翌日通过组成“港九各业工人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接着又有摩托车业职工总会等十余个组织，设立了各自的斗委会。以上这些行业斗委会皆出现于“各界斗委会”之前，而其领导人物们后来亦非全部加入“各界斗委会”。从此角度来看，“各界斗委会”的形象更接近一个事后成立的支援联络机构，而非如某些人所言，是一开始就主导斗争方向的“大脑”。
况且，“各界斗委会”由始至终只举行了三次大会：5月16日上午10时成立大会，决定初步委员101人名单，以及向港英提出四项要求；5月21日上午9时举行紧急会议，通过发表《告同胞书》扩大呼吁抗争，并且发动捐款和登记受害者；5月23日上午10时扩大会议，将委员人数增补至348人。八个月的斗争期间，“各界斗委会”常委主任杨光等人虽不时公开发言，但背后都未曾经大会磋商，更遑论与前线行业斗委会协调。然而到乱事结束后，“各界斗委会”仍持续活动了一段时间，1969年还与“烈士家属”举行春节聚餐，大概因为它存在日期较长，故容易让后人夸大其影响。
成员涉各界 未必具实权
5月24日，香港《大公报》刊登“各界斗委会”委员名单，列举扩大后的全体委员合计348人，次序基本依据成员所属界别排列，但未直接开列各人具体身份。根据周奕《香港左派斗争史》一书的统计，这些“各界斗委会”成员里，未能辨识者有10人，劳工、渔农界有71人，教育、学生界有61人，工、商界有71人，银行、保险、贸易界有20人，新闻界有28人，电影界有32人，出版、印刷界有20人，文艺、体育界有10人，医疗界有6人，妇女界有12人，华人革新协会文职人员协会有6人，宗教界有1人，但有一位学生代表吴智强的姓名在表上重复出现了两次，未知是否同名同姓的不同人。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界别划分不是完全排他，譬如位列于名单最后的中华回教博爱社主席白洁之，他同时也是华人革新协会医药福利委员会主任，而在1920年代省港大罢工时期，白洁之更是电车工业竞进会工人代表，因此严格来说他是属于劳工、医疗、宗教三界，未必可以单独列作宗教界的成员。类似情况在名单上尚有不少，例如中发有限公司经理兼华侨商业银行董事长邱文桩、汕头商会秘书长暨《经济导报》经理邱岭山、福建体育会及福建商会理事长黄福俊等等，他们应该都可以说是跨界别人士，不过这反而说明了“各界斗委会”成员对香港各行各业的渗透程度之高。
“各界斗委会”成员名单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左派实权角色并未名列其中，例子有新华社一众高层及三联书店经理蓝真、《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等人。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解释，这种安排源于香港左派组织希望“保全实力”，个别干部刻意不参加“各界斗委会”，目的在于不想暴露身份，避免遭港英政权连根拔起；后来国家总理周恩来于6月6日指示说：“香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不能在这次斗争中把力量全部都暴露了，都暴露了不符合党的原则”，讲的也是同样道理。甚至有人自觉可能遭港英特务窃听、监视，所以才将委员工作交给第二把交椅来跟进。
对上欠联系 对下无管束
人称“龙少爷”、长年专注研究本地工运史的梁宝龙先生，还发现一个关于“各界斗委会”的有趣现象——它的全名“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仅列出“港九各界同胞”，没有提到“新界”，似乎表示它在成立之初并没有新界代表。现时已知“各界斗委会”成员的所属社团，绝大部分亦非以新界为根据地；直到后来乱事扩大，方慢慢看见新界各区斗委会身影。个中原因应是新界的左派组织归广东省领导，而港澳工委级别只是城工委，故在未咨询上级广东省委的情况下，港九左派不能逾越职权、擅自列出新界代表，“这点可进一步反映暴动初期中共内部的不协调情况”。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各界斗委会”成员名单亦无出现华润公司、招商局等亲中团体的代表。当时华润公司隶属国务院对外贸易部，招商局则属于国务院交通部，两者皆与港澳工委没有直接关系，梁宝龙因此推断“可能是斗委成立急促，华润和招商局尚未收到北京的指示”，导致它们未敢公开参与“各界斗委会”的活动。尽管如此，隶属于华润的德信行、五丰行分别有经理谢鸿惠、副经理张学明加入了“各界斗委会”，近年一些材料又指华润公司与招商局曾经有人协助输送武器来港，证明它们当中不少成员确实支持和同情“反英抗暴”，并且可能反映出连这些团体内部对此事同样意见不一。
本身曾是“各界斗委会”成员之一的周奕，则以其个人经验说明会内委员如何“各自为战”。自5月23日后“各界斗委会”未再召开过任何大会，仅偶尔发表声明、呼吁行动，并且不存在相关的文件记录；至于名义上归“各界斗委会”统辖的行业斗委会们，实际上皆由各界领袖自决行事、不受总会管束，“唯一领悟领导上指示的途径是阅读每天仍能出版的《文汇报》、《大公报》以及其他爱国报纸”。而且当年《文汇报》虽然有自己的职工斗委会，但周奕本人作为《文汇报》记者，率领采访小组揭露殖民政府恶行，“是完全脱离报社的独立活动，绝大部分是依靠个人关系和网络去发掘线索来撰写稿件”。
其实“各界斗委会”的角色，本应像前身的各界国庆筹委会一样，负责协调新华社、港澳工委与左派组织活动，并且传达北京意旨给前线人员，只可惜基于各种原因，“各界斗委会”最终似乎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况且根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的回忆，“各界斗委会”之上还有一个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祁烽领导的“反迫害指挥部”，而吴氏于6月14日工作笔记刻意写道：“如发生指挥与工委意见不同时，工委是否定指挥部的意见呢，还是同时报上来由总理决定”，足见上层机关意见都未必能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各界斗委会”无法顺利传递北京的意见，进而导致后来出现暴动失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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