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六七时左派宣传机器

撰文：陈俊求
1967年5月上旬，六七暴动随着新蒲岗人造花厂的工潮而掀起序幕，与此同时，香港政府与北京当局也开始为此事争夺话语权，其中左派的宣传更是排山倒海。说到其宣传机器，一要谈到北京外交部及《人民日报》，二要理解在港左派报章的取态。

（本文原载2017年4月18日《香港01》周报第56期B6版，按此订阅周报）

北京在表面上支持六七暴动、又或在港发动文革；但这明显违背中方对港一贯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政，宣布不承认英国与清廷签订的三条不平等条约，并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未解决前则维持现状。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奉行“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对港政策，可以说无意借暴动收回香港。这种取态甚至在“一二． 三事件”爆发、左派完全操控澳门后，仍没有改变。根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一二． 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曾言：“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我们不拿澳门是保持一个口子在那里，市场是我们的。香港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这种明显矛盾难免令人追问，那中共为什么允许香港出现“文革”？

煽动言辞极力渲染 左报颠倒抹黑

至于香港方面，战后至1967年香港有多份左派报纸，可分为由中共及新华社控制的直属报章，和由亲中人士经营的外围报章。六七暴动期间，《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是八家主要左派报社。它们主要为在港左派从事文斗及宣传工作，尝试呈现看似客观的论述，实质上则作为中共抹黑香港政府的工具。以《大公报》为例，暴动发生后的报道往往直接斥责香港政府，极力渲染、夸大港府的镇压行动，标题极为煽情，例如〈港英暴行升级昨造成大流血　同胞英勇抗暴怒潮汹涌澎湃〉、〈追打途人　围殴小童〉、〈六项迹象证据确凿　血腥镇压显有计划〉、〈港英血债累累　洗不脱赖不掉〉等等。内文则指摘香港政府的暴力行为，而且加上大量香港警察举枪指向人群及殴打示威者以致头破血流的照片。从1967年5月15日至1967年6月中旬，《大公报》每天的报道必定有示威者被警方打至头破血流、或示威者现身说法的内容。每天仅有12版的报纸，有超过8版是记述暴动事件，其中至少3版含有“血照”。这些报道，企图展示警察与示威者的不对等关系，以塑造强势一方暴力镇压弱势一方的观感。其所希望达致的目的，则在突显港府是迫害者和示威者是受害者的形象，进而鼓动读者的同理心，摧毁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最后企图把六七暴动的责任推之于英方。

据许崇德：〈攻心为上：香港政府应对“六七暴动”的文宣策略〉一文，警队是香港政府赖以平息骚乱的主要力量，因而也成为左派攻击的对象。《大公报》编印六七暴动相关的图册，例如6月出版的《是谁的暴行？》辑录大量香港政府武力镇压示威的相片，名义上为记录当时的情况，但辅以咒骂性的文字攻击警察，如以“法西斯镇压”、“血腥镇压”、“血腥迫害”形容香港警察的执法行动，又称警察为“刽子手”、“豺狼特务”、“如狼似虎的暴徒”，实质目的在于打击警队的士气。

攻心为上：合理化暴动

台湾著名报人、学者彭怀恩在《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践》指“建立合法性”是最常见的政治宣传手法之一；总括上文，这手段亦被左派报社应用在六七暴动期间的宣传工作中。

左派报纸同时亦引用大量毛泽东的言论，指出示威行为是得到毛泽东指示所做的，令在港左派相信自己的行为已得到毛泽东认可，即使他们所做的行为是违法，甚至是暴力的，也得到“法理”依据。《大公报》的报道，几乎每天都会指出暴动是得到毛泽东的指示，甚至直接引用毛泽东的言论，例如5月11日的报道说：“今天香港广大爱国同胞，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敢于斗争，无所畏惧的。”12日的报道：“港英这样欺负中国同胞，这是我们所万难容忍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同胞，为了正义的目的，是无所畏惧的。任何无理迫害，休想使中国人屈服。对于迫害，只能反抗。18日的报道：“他们要坚持迫害的话，有毛泽东思想为指示，有七亿人民的伟大祖国做后盾，我们爱国同胞是什么都不怕的。”至于六七暴动是否真的得到毛泽东授权，则不是左派报章所真正关心的。

彭怀恩又指“挪移法”是用普遍认可的事物去联结另一事物，使后者较易被人接受。这种挪移宣传是透过联结一般人所喜欢、支持、认同的符号、事物，产生肯定的效果。若将这理论套入左派报刊的论述，即左派通过挪用毛泽东言论，动员香港潜在毛泽东崇拜者支持及参加暴动。这种挪移毛泽东言论的做法，不但不能弘扬毛思想，更将其与暴力违法行为相扣，企图美化示威者犯罪成大义凛然、值得欣赏的义举，是极为危险的思维。我们将于下期继续探讨港府如何反击左派的宣传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