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二｜从学术界跨入产业界　创科专业师生如何转变身份

2023年12月18日，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发布了首份《香港创科人才指数2023》报告。报告通过与创科领域人士的40场深度访谈，372份有效调查问卷，以及对前后5年数据的对比，指出：“学院派”创业在香港成为主流；从香港各大学走出的创业公司数量在近五年间增长近4倍；学院派创业者更占香港基因独角兽一半以上。那么，高校师生究竟如何完成从学术界到产业界的身份转变？这样的模式又是否可持续？

“产学研”专题报道之二

“学院派”成科创企业主流

《香港创科人才指数2023》报告指出，尽管香港的创科文化尚未真正形成，但近年来有显著提升，在2023年全球初创生态系统报告（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中，香港在“新兴初创生态系统”（Emerging Ecosystem）的排名中上升至第二位。不过，在该项排名的计分小项中，香港在知识（Knowledge）一项得分很低——该项以研究和专利活动等衡量得分，包括专利的数量、复杂性、潜力和研究的影响力指数。

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研究及科技）杨梦苏认为，香港有很好的大学和人才，为创科提供了好的基础，现在只是需要有合适的土壤，而土壤是一整个生态系统，有赖于政府、产业界包括投资界的配合和支持。“说香港是‘学院派’（创业为主流）也有道理，比如说深圳没有很多大学，但它的创新做得很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但杨梦苏说，“学院派”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现在的社会不要太轻易地去划分派别，这些是‘学院派’，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派？是‘草根派’还是什么‘街道派’、‘社区派’？”

杨梦苏是城市大学“HK Tech 300”创新创业计划的负责人。该计划自2021年发起，城大先后投入了6亿元港币，旨在建立一个小型的创科生态系统，目前已有超过1,900名有志创业城大学生、校友、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士参加相关的资助训练课程，并且成功培育逾900个初创项目，当中超过200间初创企业获天使基金和创投基金的投资，有十几家企业已经到了A轮、B轮融资，都是几千万的规模。“再给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看到有些潜在的‘独角兽’跑出来了。”他还表示，官产学研各个领域做的事情，从整体上来讲就是建立创科生态，包括创科文化，而“HK Tech 300”项目起到的是在领域上开拓和先锋的作用。

鼓励“不怕失败的文化”

很多初创企业都经历过“失败”，杨梦苏则认为，应该重新定义在创科投资领域的“成功率”：“如果你投资一家公司，希望将来赚大钱、给你很多回报，这是一种对‘成功率’的定义；但如果是初创企业，尤其是高科技的企业，它失败的风险高，生存率不高，5年生存率不到10%，这是全世界有统计数据的，不管你是在香港还是在矽谷、中关村。那么，如果说投资的300个项目90%都关门了，这个计划是失败了吗？不是啊！这些项目有可能失败，但是参与这项项目的同学们，这些年轻人经过了几年创业的过程，他们得到的收获、他们的成长是最关键。项目是失败了，但他们成长了，所以整个是成功的，在培养人才上面我们是成功的。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们第二次创业，有回报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杨梦苏强调要鼓励“不怕失败的文化”：“为什么我们在创新科技上面，相对比如说美国，有一定的要追赶的地方，就是我们害怕失败，大家都求稳，不敢去做创新的东西。”他提到，城市大学于去年1月成立了“城大创新学院”，核心目的就是培养一些有志于创立“Deep Tech Start-up”（深度技术的初创企业）的学生，例如创新创业博士课程，就是从博士题目的立项到博士论文的答辩，整个过程都要贯穿科研、创新和创业等要素。

“校企合作”供小于求

“校企合作”是连接高校与业界的重要桥梁，也是产学研重要的环节；然而，要让学界与业界产生有共同价值的合作并不容易。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助理教授黄珊解释，大学和工业界的目标不同，教授们关注的问题往往和工业界的实际问题存在距离。此外，大学和企业合作中，双方都要付出很多成本，例如企业要提供钱、人力和数据给大学，而数据和人力可能比钱还要难提供。同时，教授与企业建立合作的话，往往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从去理解企业的问题、到提出问题的过程，就要耗费不少成本。所以，基于目前大学对教授的考核和激励模式来说，也许教授们会觉得这样的成本太高而“得不偿失”。

“我个人认为，在‘校企合作’的市场中，企业和大学都有需求，怎样更好地合作和创新，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黄珊表示，目前业界的共识是：成功的高校合作的成本，要远低于企业自己雇人研发的成本。大型企业可能更有资源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很多大型企业都有高校合作团队。另一方面，如果是与小型企业合作，这些公司往往没有研发的需求，而是更加关注于产品生存的问题，但小型企业往往也更容易与高校建立合作，因为他们的要求更低、公关需求更多。“有些校企合作更多是一种公关性质，比如说办一些联合的项目，企业可能将大学看作一个招牌。这种合作模式更普遍一些，大小企业都是有需求的，但和创新过程的关系就不大了。”黄珊补充道。

那么，怎样的校企合作才是真正有创新价值的合作？黄珊指出，企业的创新过程与学术界不同，企业面对业务性的指标，很难有深入思考的机会，难以静下心来花费很长时间去攻克一个难题。中国企业前瞻性的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投入，相较欧美企业而言要少，因为迫于业务的压力，他们一般不得不“短视”。所以，学术界要做的就是站在企业的前面去思考，提出前瞻性问题，或者攻坚一些具有共性的难题，而不是把个别企业做得好的具体问题搬到学术界。她提醒：“如果你的研究内容让企业觉得，这是学术界才考虑的问题，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那很难产生合作交流。”

业界与学界难取难舍

当教授和企业所关注的问题并不一致，可以怎样拉近双方的距离？在领导“HK Tech 300”项目之前，杨梦苏除了兼任生物医学讲座教授，亦深入业界发展，创办了多家初创公司。他观察到，学者与业界的思维模式不同，但是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能够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比方说，做教授、做学者，要经过很多的尝试，最后找出一些发现或者发明，证明了你的想法，证明了你的原理，这就达到了你的目的。但是做产品就不一样了，产品需要稳定性、可靠性，需要变成大规模生产，这样的要求又不一样了——变成商品既要实用性，还要考虑成本，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些思维。”

2019年，香港大学数学系主任袁晓明收到科技巨企“华为”的工作邀请，担任华为云算法创新Lab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进行算法研发工作。那时，他的顾虑是应否辞去教授的职位，全职投入华为：如果是兼职工作，就需要重新分配时间，慎重考虑要将多少时间放在工业界，而这部分时间并不会带来论文的产出。“大学的考核指标主要就是看产出、看论文，所以唯一需要考虑的是：愿不愿意用一部份时间是用来做一些不会产生论文的事情，那就看你的价值观了。”在袁晓明的价值观中，工业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比论文还重要，因为他始终相信，作为应用数学家，做的东西要有应用价值，“天天写论文的应用数学家大概也不太能够Verify自己科研成果的真正价值，学术界是一个维度，最后你的东西要落地、接受实际的检验，那是另外一个维度，现在看来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维度。”

业界实践拓展学界视野

袁晓明最后决定一边在大学工作，一边帮助华为研发。几年过去，他感慨，工业界的工作不仅没有影响到自己在大学内的科研，反而极大地拓宽了他的思路，帮助他看到了很多未被开发的领域、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像一个挖金子的人找到一个金矿的感觉。”

袁晓明以运筹学中经典的“装箱问题（Bin Packing）”为例解释他的工作：“码头上有一些不同尺寸的货物，如何用最少数量的集装箱把所有货物装下？”所有学数学的大学生都知道这个问题，但当它在实际应用中出现时却复杂得多。在做云计算时，他和团队需要解决虚拟机发放的问题，通俗地说，在云计算环境下，用户不需要实体的电脑，而是向云服务商在云端购买CPU与内存的某个组合，将请求发送给云服务商，再由云服务商在真实的物理服务器上完成计算。也就是说，物理服务器相当于集装箱，而用户们的不同请求则是要被装入的货物，那么云服务商自然希望用最少的服务器来“装下”所有的用户请求。

解决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一是数量极大，全国可能有数以千万计的用户；二是用户发到云端的请求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三是这些“集装箱”还受到数据安全、电器元件的物理属性等约束条件。因此，这个问题表面上与教科书上的“装箱问题”很相似，但实际难度却大得多。袁晓明在华为云的团队，曾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学术界很多教授，但没有人听过这个问题，更没有人知道怎么求解。

袁晓明的经验告诉他，学术界只有与工业界深度合作，才有机会碰到上述那种实际问题，而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上、任何一篇论文里，大概都不会出现那个问题；因此，如果不去工业界，就永远不知道这些问题。同时，这些问题本身也是很好的学术问题，所以，学术界与工业界的合作可以为科研带来极有意义的、全新的研究课题。他补充道：“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你在学术里研究出新的成果，马上可以应用到实际场景，可以直接检验用你的新算法能够为企业节约多少成本，马上就有一个数据告诉你。不像论文发表，只要经过两个审稿人的同意，论文就可以发表了；但是不是真的有用，没办法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