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企业出海．三｜连接、试点、融合——香港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特区政府去年年底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指出香港有深厚的国际人脉联系和丰富经贸经验，可为国家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招才引智。香港一直被视为连接中外的重要桥梁，但在创科发展格局当中，随着越来越多内地互联网企业出海，香港究竟连接了什么，融合了什么，其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内地互联网企业出海”专题报道之三

港府发展创科主导性明显增强

行政长官李家超曾在《施政报告2022》中提出一系列措施以吸引外来企业进驻香港，包括成立由财政司司长带领的“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向内地和海外的重点企业提供特别配套措施和一站式服务；并在各驻内地办事处和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经贸办）设立“招商引才专组”，主动接触目标企业和人才，积极游说他们来港发展。同年底公布的《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中亦表明，政府需要积极引进海内外的龙头企业落户香港，从而创造更多优质职位，吸纳和挽留人才，带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完成目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的投资推广署都花了不少力气。前者开设了“创科企业落户香港专区”专页，列举多项政府的支持政策。后者则联同中联办经济部贸易处、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香港代表处，共同编制《一脉“香”通，借“港”出海 ── 香港：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平台》小册子；并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内地城市多次组织研讨会，分享藉香港拓展全球业务的经验。截至今年10月，有约30间重点企业承诺落户香港，当中八成来自内地。

海阔天空创投基金（Beyond Ventures）的创办人文立认为，相较于几年前，香港的角色发生了改变，因为特区政府的主导性强了很多——过往外来企业进入香港后，政府不会管他们，只由得他们自行竞争，但现在会做很多事情，让企业觉得来香港是有好处的。

“国际化”优势下的桥梁和试点

内地外卖巨头美团旗下品牌KeeTa今年5月进驻香港，表明以此作为“海外业务的首站实验点”——这符合很多研究者对美团来港意图的猜测：花这么大力气争夺这么小的一个市场，更像是一种实验。文立就此分析道，相较于内地，互联网企业在香港可以更加容易地和国外用户交流，所以若要发展2C（Business-to-Customer）业务的话，不妨先透过香港了解国际化市场的需求，再不断优化和调整自己的基建。

国家高端智库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曹钟雄认为，内地互联网企业来港拓展业务也有人力资源方面的考虑，因为现在的趋势是发展大模型、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但有些海外人才可能不愿意去内地，而是更愿意在香港生活和工作，那么这些企业在香港驻扎，就能够借助香港的环境招揽更多的国际人才。他以华为在香港的研究所举例说，企业招聘国际人才有难度，香港的分部可以给这些人才一个平台。

曹钟雄还提到了另一个香港国际化的优势，就是数据。“香港是国际化的，互联网也是国际化的，需要国际数据的流通，这在深圳或者在内地是不具有的，而这些恰恰是香港的优势。”他表示，如果发展得好，香港可能有更多的数据中心、研发中心等，未来或可成为美团这些企业全球化的一个总部，至少是大区域的总部，例如大中华区总部。

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数据中心之一，全球几乎所有的中央云和托管服务提供商都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同时也是内地数据出海的主要门户。不过，曹钟雄认为香港仍需要为数据法规拆墙松绑，“香港的法规制度相对比较完善，完善的法律可以保障各方面的利益，这是好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我们过去一直讲‘新经济旧制度’，很多法规过于严格死板，用不合新兴产业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来监管新科技产业，势必影响科技创新的发展。”他建议，香港需要在新经济领域增加一定的容忍度，比如说互联网一定会涉及到个人信息，“如果你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碰，那就没法做生意了。”

今年6月29日，特区政府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签署《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合作备忘录》，将商讨具体的数据跨境流动措施。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次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合作备忘录》将有助内地数据有序、安全的流动到香港；他又强调香港对于个人数据有很清晰的规范，相关部门在传输数据时会签订严格的合同，以确保数据的安全。

香港“中间人”角色何去何从

为何要吸引内地及海外企业？这与香港本地创科生态及发展条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巨头”和“市场太小”是多位受访者对于香港互联网行业的评价。那么，这样的策略能够为本地产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曹钟雄看好平台企业进入香港后的发展。他认为当前全球数字经济都进入了一种以平台型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平台的意思不只是龙头企业，而是有自己的产业生态、供应商、技术和目标消费群体等方方面面。他不赞同平台企业会对香港的中小型企业产生挤压的说法，“你需要这种大平台去做嫁接，香港本地人口规模有限，如果企业仅仅依靠香港市场去发展的话，不可能成为世界性企业，最多就是固守在香港的一亩三分地里。比如说‘货拉拉’是由香港的团队在香港创业，不怎么成功，甚至说创业遇到困境后才去内地市场，那你再看看现在的货拉拉，跟当年香港的货拉拉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亦有声音认为，香港扮演连结中点的效益无法成为可持续性的增长。亚太策略研究所在一篇2017年的文章中指出，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着“超级联络人”的重要角色，是“一国两制”下内地对外的联系窗口；不过，香港作为一个世界发达经济体，不应仅仅充当“联络人”的“中间人”角色，更应有创造独有价值的硬实力。文章提醒，随著内地深化开放程度、加强建设自贸区，香港这个“中间人”作用已经逐渐减弱，如果香港只把自己定位成自由贸易的窗口，那么必将失去湾区建设带来的红利。

在《2030香港经济将会如何？》报告中，亚太策略研究所亦指出“数码港”没有引进大量的世界、或者亚洲科技企业进驻，内部也没有孵化出大量的知名科技企业；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未来进驻的可能大多都是内地科技企业，香港或许还能起到“联络人”的作用——一方面，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好的基建设施，另一方面，能纾缓诸如“大疆创新”（DJI）的本土创业者直接北上深圳的冲动，不过，如果它要成为香港创新的竞争来源，仍然需要更多的产业来配套，才能激发香港内在的创新能量。

“创科香港基金会”于2021年11月22日公布的“香港独角兽榜单 Unicorns HK 2021”中，“大疆科技”作为具有“香港基因”（指的是企业在香港创立/早期孵化/总部在香港，或者创始人、联合创始人为香港居民）的企业赫然在列，但实际上，大疆成长故事中的香港元素并不多。大疆的创始人汪滔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就读研究生期间与几位同学一起创业，在深圳一个城中村中租房作为大疆的办公室，虽然创业项目在香港科大孵化，母公司是港资公司，但总部基地、生产和研发都在深圳。这导致大疆虽然被视为深港创科合作的代表，但在香港以外提起大疆时，更多人还是将它视为深圳企业。

说好的更具宏观意义的“融合”呢？

本地资深的IT从业者Terry说，深港两地“融合”是他工作的常态，因为很多公司的技术人员都是由来自两岸三地的员工组成。他也曾前往深圳，在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腾讯”的技术部门工作。当时有位相识的产品总监入职腾讯，打算带他一起过档。“我就是好奇，这些互联网公司是不是像传言中那样厉害？”那时Terry只是在媒体的技术部门工作过，还没有任职互联网企业的经验，他想看一看大型互联网公司究竟是什么样的，加上深圳正在极速发展，“深圳速度”甚至是种城市文化......这些都引起了他的好奇。

在深港两地人员的合作中，距离和沟通都不是难题，因为两地通勤较为方便，而最大的困难在于两地人员做事理念常常出现冲突。内地互联网企业的产品规划非常符合“互联网模式”，比如要有产品需求文档，要做技术评审，再做技术开发，全部都有规范性的流程；而且，他们非常重视“速度”，有的需求可能是按天来算。然而，香港的互联网从业人员专注于“质量”，动手之前会想很多，比如为了预测市场收益进行长时间的研究，思考未来的扩展模式——凡此种种都与深圳的“先把产品做完”理念背道而驰。于是，香港员工觉得深圳员工做得太快、缺乏质素，深圳则觉得香港的开发速度太慢。

不过，Terry并没有感受到更宏观意义上的“融合”。他表示，“大湾区”概念提出多年，但究竟应该如何利用地理优势深化港深合作，他笑言至今没有清晰的感知。

去年年底，特区政府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指出香港有深厚的国际人脉联系和丰富经贸经验，有助香港成为国家及大湾区科技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招才引智的重要平台。文件对于香港的定位，仍然是“做好连通内地和世界的桥梁角色”。至于对本地创科产业的扶持，政策主要集中于土地建设，政策目标是于2025年完成数码港第五期的工程，以及科学园第二阶段第一批次的扩建工程，此外，政府已邀请科技园公司研究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第二个先进制造业中心，力争于2027年或之前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