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 · 四｜“无家者”是社会一份子 应享有“自己人”待遇
在功绩主义大行其道的香港，媒体、大众、政府等不同群体，或多或少都在“驱逐”无家者，进一步把他们推向边缘。然而，除了消极接受这种冷漠之外，社会真的没有力量可以帮他们一把吗？我们身为社会的一份子，又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无家可归”系列报道四之四
住宿支援不足
根据审计署署长去年11月底发表的《第七十九号报告书》，截至2022看3月31日，全港露宿者登记人数达到1,564人。为应对无家者的紧急住宿需要，有非牟利机构以社会福利署资助或自负盈亏方式，为他们提供临时居所，并且协助他们寻找长期住所。这些临时宿舍住宿限期六个月，而由社署直接资助的三间露宿者服务队机构和其他非服务队机构，都可按无家者的实际需要，分别延长40%和50%的留宿期。上述《审计报告》显示，有33%至37%的露宿者曾留宿超过6个月，可见需求不少。
有些机构，如教会，原本可供无家者免费入住，但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机构营运遇到困难，宿位需要缴费，有不少无家者都因为拿不出钱来，只能离开，继续流浪街头。至于由社署资助的临时宿舍，月租则介乎1,440至2,515元不等，主要是上下格床和小型隔间；入住时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也要求年满18岁且具有自理能力。
目前全港有6间机构在8个地点提供228个资助宿位，其中有197个男宿位和31个女宿位。若与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数据进行比较，男性和女性的人均宿位分别由0.19个和0.3个减少至0.14个和0.17个。相对于无家者数量的增长，宿位增加的速度十分缓慢，也有声音要求延长住宿期限，但其利用率仍然有待提升。根据《审计报告》，多间宿舍未能达到使用率80%的协定标准。无家者没有入住宿舍，主要是考虑私隐和安全等问题。
无家者威哥曾经入住一间有四个床位的宾馆式宿舍，觉得私隐性很低：“大家互不认识，无话可说。”但最重要的还是私人产财安全得不到保障，威哥有一次洗完澡回来，发现钱包和现金都没有了，只剩下身份证。他报了警，但是偷东西的人再也没回宿舍，这些损失只能自己承担。露宿街头多时、近期终于获派公屋单位的司徒先生，也有过被舍友欺骗的经历：他需要购买家私，有舍友请缨帮忙，但当对方收取了四千多元的家私费用和仓库费用后，就与司徒先生失去联络，而司徒先生最后并没有收到任何家具。
有“屋”就能解决？
“无家者”通常指在客观及主观上都缺乏“家”的人士，而有观点认为，无家者的核心问题在于“住屋”，相信只要能够保障他们有个稳定居所，其它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美国自1990年代推行的“先安居（housing first）”计划，旨在为无家者提供长期甚至永久性的住房服务。该计划将住房视为改善生活的基础，相信人们只有拥有了食物、住屋这些基本保障之后，才有能力处理找工作、戒除不良嗜好等问题。至2007年8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表报告称，无家者人数前所未有地下降了30%，而且为具有社会偏差行为的无家者提供住房服务所需要的开支，要小于需要为其花费的医疗及治安成本。这一模式被推广至西欧洲一些国家，其有效性持续得到许多数据的证实。
不过，亦有人质疑，“露宿”是否真的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社工杨子宁曾经表示：“为何不可在街头生活？为何这是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有些人视街为‘家’，何不友善地看待？有人在街上是否一定不人道、一定要收容？”她认为，若要勉强无家者上㓥房、睡床位，那种对着四面墙的生活反而剥夺他们的社会资本，根本未能防止他们再露宿；而在她看来，唯有强化无家者的人际网络，才真正做到互相支持。
“再露宿”皆因被放弃
对于“再露宿”，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也说，每个人都需要朋友，但无家者可能因为身上有案底、吸过毒，很难结交新朋友；因此，与其独自面对冷冰冰的四壁，有的无家者情愿回到原本露宿的地方再露宿，起码有些已经建立关系的街友。吴卫东从事关顾无家者工作多年，坦言工作就是帮无家者建立信心，因为他们觉得被社会放弃了，也会自我放弃，需要有人帮扶。社协正在统筹无家者足球队、无家者维修队等项目。
司徒先生获派的公屋单位，地板凹凸不平，寻求修缮无果；经传媒报道后，房屋署才安排工程承办商进行地台执修工程，单位地台现已平整。曾是无家者的Guiblert，作为社区组织协会维修队的义工，便来帮助铺地板。Guiblert曾和朋友投资开厂，结果朋友卷款跑路，自己只能一边做散工，一边睡在麦当劳。他在维修队学了很多新技能，譬如帮忙除木虱，修楼梯；除此之外，他也会跟著其他义工队伍去探望老人家，送送礼，聊聊天。
“做义工对我来说，帮的都是自己的街坊。香港人有一样东西，就是同理心。”Guiblert最希望政府可以多为无家者提供医疗方面的支援，因为许多无家者都面临健康问题。
“如果你自己建立信心，成为社会的一份子，社会就会（重新）接纳你。”吴卫东也认为，无家者不一定要“上楼”，关键是建立对自己的信念。他提到台湾的例子：台北市政府会为艋舺公园的每个无家者（台称“游民”）提供一个大的编织袋，白天摆在公园里让游民存放私人物品，晚上就可以拿回自己的东西。这样既能够保证无家者的私人物品不被清理走，又能够维持公园的整洁。除此之外，在台湾登记的无家者，都可免费看牙医，但香港的无家者经政府机构登记后，未能享有同样的支援。
“无家者”是社会一分子
位于台北的艋舺公园是著名的游民聚集地。在2011年，台北市政府因为泼冷水疑似驱赶无家者而被舆论猛烈抨击。十年后，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对艋舺公园进行改造工程，并让游民元素融入其中，将游民行李“1人1袋”放置在定点，并设置棚架改善行李摆放。
吴卫东也模仿过台湾艋舺公园的做法，在通州街公园摆放同样的袋子。“政府你不负责，那让我放好了。”可是，仍然遭到政府拒绝，因为当局认为这样做占用了公共空间。“（但）打篮球的也会放自己的袋子啊！”对于这种不公对待，吴卫东十分无奈。
现为建筑设计师的黄思琪仍然在学的时候，曾于2014年至2016年间在深水埗通州街桥底进行两年实地考察，及后把所见所思所想出版成书《家在街：香港自建社区》。在书里，她将露宿者称作“自建者”，形容他们是街头自建社区的生活专家，因为他们了解各种街头处境和状况，知道如何善用周边环境特色和资源去搭造自建居所。为了在街头生活而又不干扰其他人的生活，自建者发挥了许多智慧建立起自己的临时居所，例如用绿色的尼龙帆布筑起简单的防雨盖顶，又如为了用尽空间将睡床作分界线，沿与后方围栏采用垂直摆放。合编该书的社会设计师李欣琪指出，天桥下的空间“不是homeless（无家者）的社区，是个self build community（自建社群）”。
应享有“自己人”待遇
实际上，无家者们常居住的公园的长椅、天桥的桥底，在深夜的时候并无其他居民会使用；有的无家者甚至会在早上六七点起身，收拾清洁下周边环境后便离开，深夜再回到这一带休息——这样的时间表已经成为很多无家者与社区安保人员心照不宣的默契。如果互相不干扰，是否也能行形成一种平衡的模式？
参与过无家者统计工作的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助理教授陈绍铭说，根据他的观察，近年大众对无家者的态度有所改善，多了同情，但在一些无家者集聚的社区，居民们对其的评价可能就会差一些。陈绍铭认为，无家者群体始终是社会上的少数，外界的关注相对较少，所以更加需要更多人为这议题发声。他以电影《浊水漂流》举例说，这部电影用真实的方式讲述无家者群体——有的人确实会偷东西、会吸毒，但同时也会对公义有执著，像这样立体真实的故事就可能让公众更容易理解这一群体的处境。
普通人遇到无家者应该如何自处？陈绍铭建议，如果没有特别准备，就不需要做什么特别动作；如果想表达一些善意，可以去聊聊天，也可以做多一点功课，比如了解该区是否经常有义工团队派饭，个人或可参加有关工作，因为团体对无家者比较熟悉，也善于整合支援资源。他提醒：“最重要的是尊重。不要用一种很施舍、或者很救世主的角度去和对方谈话，要平等对待。当对方愿意同你分享他的故事，其实他也在帮助你。不要只觉得自己帮了很多人，其实有时有人愿意同你聊天，已是很难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