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环街市看历史建筑活化缘何不伦不类

中环街市活化项目自2009年启动，到2017年正式交由市区重建局动工，首付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对外开放，早前也已举办法国五月艺术节开幕礼、亲子艺术工作坊等活动；然而，坊间对于活化成效的批评及质疑从未间断。事实上，包括中环街市在内多个历史建筑活化项目，不时被指不伦不类、无法连结社区、未能保留文化价值等等，而流标及停运的也不在少数。香港六大优势产业中，文创产业所占份额最大、生产力最高，但极具潜力的历史建筑活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而且面对不少坎坷——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又该如何重塑发展？

为了保育中区的重要文化、历史及建筑特色，2009/2010年度《施政报告》公布“保育中环”措施，中环街市活化项目便是其中之一。中环街市屹立在闹市中，其窗户设计为包浩斯风格，即窗户以横向线条造成长条形的“窗墙”，成为墙壁的一部分。夜色深沉时，璀璨的红绿灯光透过窗户折射到楼梯上，十分夺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此地曾是世界级摄影大师何藩的拍摄胜地，亦是老香港的象征。不过，经过市建局的活化，它似乎已“走样变形”。

“中环街市最出名的特色之一便是那条水磨石楼梯，而活化工程破坏了整个建筑原先的结构。”香港城市研究员、“活在观塘”创办人袁智仁接受《香港01》采访时批评，整个活化过程比较封闭，究竟如何活化、如何设计，公众基本上没有清晰概念，“大部分元素被拆走，保留一到两处拿来做装饰，没法让公众看到原本的街市气氛。”袁智仁认为，活化工程对结构造成“不伦不类”的破坏，严重牺牲了中环街市的历史价值。

是立足社区，还是若即若离？

十四年前，“保育皇后码头事件”引发保育浪潮，特区政府遂于2008年推行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活化计划）。在那之前，香港鲜有活化项目，就算有也变成地产项目。例如2000年，长江实业将水警总区总部改建为古迹酒店1881，当中设置云集国际品牌的小型商场。

袁智仁指出，古迹不光是文化符号，活化时更可透过公众讨论带动社区发展，但上述活化方式往往缺少民间参与，如同“黑箱作业”，变相扼杀很多可能性。事实上，香港也有成功的活化建筑项目，例如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香港分校、大澳文物酒店、YHA美荷楼青年旅舍、“We哗蓝屋”及绿汇学苑，就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一个活化项目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活现香港”共同创办人及行政总裁陈智远提出，第一要看活化过程是否给旧建筑以新的生命力，带入所谓的“精神”和“灵魂”；第二是能生存下去的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没有好的模式就会执笠，浪费之前的投入”；第三是创意，“如建筑中时常有well-curated programs，会吸引到人想要持续地接触这个建筑”；第四是建筑能否和周围的地区建立联系，真正融入到社区脉络当中。

然而，香港保育活化大多不尽人意，正如陈智远所言，若要达到上述四点需要投入很多心力，“没有东西可以抄，都是创新，要持续不断地建立联系并推广，要求好高。”

袁智仁则认为，问题在于许多活化项目缺少“人”的元素。例如芳园书室就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因为始终没法与周边社区产生联系、缺乏了人气，“即使投入很多钱和资源去做（这个项目），但和人没关系，最后要么搁浅，要么无人问津。”

位于马湾的芳园书室，由圆玄学院社会服务部负责管理，活化后成为旅游及教育中心暨马湾水陆居民博物馆，于2013年3月开始营运。2016年，发展局的数据显示，芳园书室的年均访客数仅3,663人，与预期差距甚远。时任发展局局长的陈茂波表示，部分项目因地点偏远，人流不多，部分营运者曾表示经营出现困难。芳园书室最终于2017年停运。

文化价值VS商业利益

即使活化了建筑，但要平衡文化价值和商业利益亦非易事。两者究竟应该如何兼顾？袁智仁就此提出三点：首先，要视乎目标群体（target audience），例如“吸引外地游客”和“服务本地社区”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其次，要顾及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例如蓝屋建筑群原本仍有住户，“留屋留人”的做法比较合理；最后，要考量历史建筑物本身的风格，例如芳园书室的外观风格很难吸引到外国人，反而更适合融入社区。

“我认为做得好的活化项目就是蓝屋。”袁智仁表示，蓝屋有别于大多政府及地产商的活化项目，能够保留以前的历史、居民和生活，亦有改造过的新艺术元素，新旧冲击带动整个社区涌现活力。位于湾仔石水渠街的蓝屋建筑群为政府第二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项目，由3栋建于上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的唐楼组成，于2016年被活化为多功能的建筑群，并以外墙颜色命名，分别为蓝屋、黄屋和橙屋。该项目是香港首个采用“留屋留人”的保育活化方式——除了修复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更让原有住户续住，保留完整的社区网络。

反观，元朗博爱医院旁的一级历史建筑“潘屋”，则荒废已久。它是客家商人潘君勉所建的私人物业，开国元帅叶剑英曾在此作客。袁智仁叹道，“潘屋也可以开放给公众，让民间力量来接触，但现在市民的参与很少。社会应多点思考活化模式究竟可以怎样做，才能involve到周围的乡村和医院，一定要重视地区的参与，否则市民只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给几百万（资金）来活化这一栋（建筑）？但现在社会的做法考虑发展或者财政因素为主。”

保育古迹往往陷于两难境地。由文化或非牟利机构运营的活化项目，往往缺乏商业头脑，过于注重文化及历史价值，难以吸引到人流；由地产商负责的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变作商业化项目。陈智远分析，活化一处古迹要投放很多资源和金钱，但项目需自负盈亏，必须用商业头脑来运营，考量租金等成本和收入，“（所以）很难说商业化是错的，但这样好像与建筑原本的历史和故事有距离，脱离了保育角色。”而他认为，香港目前的活化项目各有好坏，仍在探索成功的活化模式，“要保持原本的essence（特点），同时也要有新的生命，生存模式又不能太过商业化，都要多做点项目慢慢试。”

陈智远谈及，建筑物的地理位置是活化成功的先天条件之一，如位置偏远，属先天条件不足，则很难成为多元化的地方。例如中环的“大馆”，前身为中区警署建筑群，由中区警署、前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监狱组成，曾获2019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卓越奖项，为奖项中的最高殊荣，亦曾被《时代杂志》选为“全球百大最佳地方”之一。

“每一个旧建筑都有定位，大馆的定位主要不是在社区，而在于吸引全世界的外地游客，同时大馆也尝试过和社区进行互动。”袁智仁表示，大馆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有故事，越南国父胡志明曾是域多利监狱的阶下囚。

历史建筑各有风格，活化模式更加不会一成不变。袁智仁指出，从商业角度发展活化模式并非错误，“例如南丰纱厂本身便是纺织厂，但原本的用途已经过时，需要开发新的用途令建筑重新拥有生命，继而给社区注入新生命。南丰纱厂保留了历史古物，和原本的用途联系起来，相对来说比1881做得更好。”

他还说：“古迹的文化导赏要注重如何从personal issue讲到整个香港、甚至世界的历史故事 ，讲出香港的世界地位和角色变迁。”用历史关照现实，便是可持续的体现之一。但也正因为历史建筑年岁悠长，其活化保育工作更要小心，袁智仁便提醒，要把建筑物当作珍贵的文化资源，一旦破坏就无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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