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2025 | 内地没人关心香港了？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日公布2025/26年度财政预算案后，《香港01》记者尝试联系北京、深圳等地的港澳研究学者进行解读，不过收到的反馈却是“不熟悉内容”、“没有跟进研究”。这不禁让人疑惑：难道内地学界现如今没人关心香港了？

笔者自2014年开始关注香港，从2014年至今香港发生的大小事变，包括占中运动、旺角骚乱及至后来的修例风波、国安法落定、选举制度改革等，内地港澳研究者都兴致高昂，虽然论述的内容多数从大的方面展开，很难深入到香港社会的细部，但已经足以提供给香港社会一份参考和提醒，也即在这些问题上，内地究竟是什么想的，而不是各自沉浸在各自的讯息茧房中。

但自国安法落定、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内地的港澳研究似乎陷入了某种停滞，曾经有一位资深港澳研究专家对笔者说，“香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题目了”。去年5月笔者在采访香港教育大学客席研究讲座讲授吕大乐时，吕大乐也说，“香港目前没有什么大题目”，但他同时也说，一系列政治运动和风波之后，很多人认为“一国两制”已经不必讨论，甚至干脆情绪化地说“一国两制已死”，不过“撇开很多人的主观愿望，在未来一段颇长的日子里，一国两制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认真反思一国两制，是当下香港社会最重要的议题。”

香港目前是否真的已经无大题目可做？相较于上一阶段的政治运动和各种拉布，而今的治理和改革的确不那么刺激，但如果忽略今天的治理和改革，如果不对香港经济、社会、历史、教育、舆论、民生、就业、住房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谁又能保证香港不会再次陷入到政治化的泥沼中？香港又该如何用新思维、新办法、新路径解决面临的问题？又如何搞清楚香港的独特优势，进而实现香港发展的迭代更新、转型升级？

回看香港回归27年的经验教训，香港今天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是回归之后才产生的，而是早在回归之前就已经埋下，而且长期被表面的发展与繁荣所掩盖，愈发积重难返。换言之，主权回归从一开始就不意味着香港问题的解决，反而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正如台湾左翼学者陈映真所言，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统一”、“回归”并不只是一个主权问题，也事关改变冷战形成的殖民结构的问题。主权的回归最为关键，但“人心”的回归则是一项需要持久努力的工程。

虽然今天主流舆论认为以国安法落定和选举制度改革为标志，香港已经完成了“由乱转治”，进入到了“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但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没有了街头的运动和立法会的拉布，只能说香港“不乱了”，并不等于香港的有效治理就自动降临了，更不等于香港接下来就顺顺利利“及兴”了。今次的财政预算案就是一个提醒，香港有不错的家底，现如今的财赤并非到了不可承受的地步，让人们真正担忧的是，当香港受困于经济结构问题，“勇于改革、勇于破局”又只停留在口号，市民看着这份预算案，也不知道今时今日的经济不景还可以怎样逆转过来，或者可否逆转过来。

既然是经济结构问题，既然是深层次矛盾，那就意味着香港要进行“二次创业”，就不是依靠小修小补就可以挂一漏万、高枕无忧。其中学界的力量不容忽视。内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莫干山会议（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巴山轮会议（1985年9月在“巴山”号轮船上召开的一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而这两场会议，主体都是由经济学界构成。很难想象，当内地没人关心香港了，香港自身又缺乏改革的魄力，香港经济结构问题要如何“破局”？

修例风波四周年之际，笔者写了一篇不讨好的文章，认为修例风波是一场被浪费的危机，因为正是修例风波引发的民意海啸，让各方都无法再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北京方面也从以往的“不作为”、“有所为”转而开始更加“积极有为”，内地学界也开始反思，港澳研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但随着这场改变香港政治生态的风暴落幕，人们仿若又回到了“回归了就万事大吉了”的圈圈里，认为香港已经“由乱转治”，接下来自然要“由治及兴”。

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国务院港澳办基础上组建中央港澳办，中央港澳办承担的职责除了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年在出席中山大学港澳研究40年暨“港澳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并致辞时说，港澳研究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非常强的学问，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要把理论研究与港澳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情况摸清、把对策提实，为破解港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献智出力，积极助力解决“一国两制”实践中的问题。

把问题找准、把情况摸清、把对策提实，需要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通过每一次或大或小的事由来把脉香港，当财政预算案都没人跟进研究了，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