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中心・一】使用率超低 基层医疗何以停滞不前？
“基层医疗”是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以来主力推动的医疗改革，“地区康健中心”则是用以促进“医福社合作”、打破医学专业垄断、扭转“重治疗、轻预防”的重点发展项目。然而，作为试点的葵青地区康健中心自去年9月开始运营，截至今年9月30日只服务了30,637人次，仅达预期55,000人次的55%。令人担心的是，康健中心成效不但不如预期，还似乎沦为以“治疗”为主的“医学霸权”的一环。
2019年3月初，经公开招标后，食物及卫生局批出由葵青安全社区健康城市协会营运葵青区地区康健中心。根据合约，协会将进行为期三年的营运，在位于葵涌的主中心启用一年后，仍须在五个分区分别设立附属中心。而葵青康健中心作为试点计划，获得政府的一亿元拨款，以期发挥公私合营和医社合作的效用，满足地区需要，并提高市民对保持健康生活、预防疾病及管理个人健康的意识。
该协会最初计划以“医、福、社”的模式，综合区内医护和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连同地区内的持份者，为民众提供贴身的社区医疗护理服务。该模式更于2016年获健康城市联盟颁发健康城市最佳医疗系统奖项，而政府亦期望这一社区重点项目能够为未来地区医疗打下基础，也为其他区的康健中心作出示范。然而，作为试点的葵青康健中心表现却未能达到预期。
人手更替致破坏连贯性
食物及卫生局10月书面答复立法会时指，自去年9月起到今年7月底，该康健中心共有6,390名会员，每月平均有2,850人次参与，仅勉强达到预期数字的六成。中心推动基层医疗的能力因而备受质疑。今年9月，政府再批出深水埗、黄大仙两处康健中心的合约，引发了公众更多的担心：葵青康健中心的问题与不足如何解决？它起到示范作用了吗？如何避免之后落成的康健中心重蹈覆辙？
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教授李大拔参与了葵青康健中心前期的筹备工作。他表示，康建中心之所以达不到大家的期望，问题并非出在基层医疗与医福社合作这一模式，而是建立康健中心的团队。
“我们成立这个团队是不容易的，因为有基层医疗经验的人不多。从执行总监、总护理统筹主任到其他资深医护人员、营养师等，都要花费功夫。而这群来自不同机构、有着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一起做事，也需要很多磨合。这个project（项目）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借鉴，只能一步步摸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只能靠概念标书，和政府一起一步步做起来。这需要花很多时间，同时也需要处理中心的硬件设备⋯⋯你可以想象，这个团队所需要承担的工作量。”李大拔回忆道。
葵青区康健中心现时有大约65名员工，包括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营养师、社工等等。葵青安全社区及健康城市协会主席周奕希坦言很难聘请医护人手，加上中心的薪金不及医管局，只希望能透过理念挽留人才。他形容，团队目前人手稳定，但过去护士和职业治疗师的流失率较高。
李大拔解释，营运这间中心需要整个团队的推动，而因为最开始的团队从中心开幕时就开始和医生、各团体及用家接触，如果人手变动得太快，就一定会存在理念变化的问题。他举例，就像一间新开的报馆，如果在一年之内转两三次主编，采编团队的人手也大量流失，读者又怎能把握到这间传媒的“脉搏”呢？
“这就是致命原因了。康健中心及其背后崭新的概念需要医福社每个持份者沟通磨合，从而建立起关系和信任，形成一个地区网络。这是需要连贯性的，而人手更替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这种连贯性—刚建立起的一点网络，很可能因为换了人，就需从头做起了。即使是我自己的医务所，都需要去慢慢build up（建立起来），当中也包括病人来过之后，再反馈给其他人，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他解释。
发挥支援和提供资源作用
李大拔指出，康健中心并非由医生主导，而应是一个支援和提供资源的中心。“康健中心的存在并非是为你做到所有事—没有人可以面面俱到。但是，作为地区康健中心，就需为大家找其他的资源完成这些事。”换言之，康健中心的角色是地区资源的整合、中转与配置。
同时身兼家庭医生的李大拔表示，他除了诊治、开药之外，就很难再为病人提供其他服务了，例如介绍物理治疗，解决社福问题等。而康健中心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这样的支援，不过，仅靠康健中心的现有部门也未必能够提供所有服务，故需要当区相关组织团体的帮忙。李大拔举例，若自己接手一位由康健中心转介的病人，就可拿到康健中心提供的资料，令诊断更易入手，更重要的是，可以请康健中心帮手处理自己无法提供的社福问题与健康管理，病人也可以在双向交流下得到最大程度的帮助。
至于如何扮演“支援和提供资源”的角色，李大拔举了一个简单易明的例子：“比如一位患有慢性病、需定期去医院覆诊的男病人，现阶段靠打针来控制病情，但他与太太都不了解这些不同的针剂，更不知如何注射。那么，这位患者就可以来康健中心请护士介绍各个针剂的功效并帮忙打针，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会发现患者的太太是新来港人士，可能由于语言问题和不熟悉环境，连日常的社区生活都难以进行。康健中心提供的服务虽未涵盖这些，但可以联系当区的社福组织，帮患者太太了解社区及政府的支援等。”这便是康健中心统筹资源的支援工作的一个缩影。
他表示：“其实很多病人都是这种情况—未到覆诊时间，虽未恶化到入院地步，但控制得不是很好，就可以过来中心。而且，社福类的工作是重要的，所以中心要发挥中间人的角色，identify（识别）其他福利机构、社工团体有什么配套可以帮到患者。”
正因为不可能面面俱到，康健中心的独特角色才更加彰显。也正是因为医生不可能承担医疗中方方面面的责任，才会有了“全人医疗”理念，由每个人自身管理自己的健康，大部份健康问题都可以在社区、地区的健康网中得到解决，这不但分担了医生的负担，更能够纾缓政府公营医疗的负担。但“难点”就在于如何进行跨界别、跨专业的合作。
每一位葵青区的居民都是康健中心的用家，一定会遇到中心职员未能处理的问题，这就需要与团体协作。李大拔表示，同地区组织联系是十分重要的，社区中的评估也是重要的。除了上述提到的社福组织，李大拔还强调区议会的重要性。他表示，区议会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地区的组织，每位区议员代表一个选区，每个区都有不同的问题。
“所以，可以每个区都去拜访一下，又不是特别多。在与区议员沟通中发现问题后，仍可以请区议员帮手找相关资料，其实很多情况下，区议员都是会帮忙的—我们之前做学术研究，研究一个小选区内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事我们都是做不到的，而区议员就可以做到，因为他们了解这个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直接找区议员表达我们的诉求，他们自然有办法找到一些资料，毕竟跟这一区居民相熟，所以就算派问卷，都会比我们自己去做要容易得多，效果也好得多。”李大拔说。▼▼更多葵青地区康健中心设施▼▼
上文节录于第24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21日）《康健中心成效未如预期 基层医疗缘何停滞不前》。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