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力．二】世界经济排名研究方法有疑问 何以人人深信不疑？
瑞士“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自1979年起便对不同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评审，并视长期经济成长及生产力为量度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参考WEF的定义，竞争力即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制度、政策及要素，而WEF为了让指数更能贴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趋势，更为准确评估各经济体的发展状况，自2018年起改用新指标及评估方式，制定“全球竞争力指数4.0”，并以此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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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0月公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中，WEF评核了141个经济体，评比环境便利性、人力资本、市场及创新生态四大范畴12项支柱（表二），这些支柱，由103个独立细项指标组成，并取其平均分数。只是，支柱各占整体分数约8.3%，而各支柱包含不同权重的细项指标，但文件未有解释如何决定比重高低。
对经济体而言，所有支柱均举足轻重，因为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环境，WEF采用不同比重的原意是协助经济体了解自身的社经发展现况，并鼓励优先就限制其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政策改革，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及未来发展潜力。
在2019年报告中，香港排名第三，较2018年提升四位，新加坡则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美国排名降至第二。WEF的数据来源分为两部份：参考其他国际组织、学术组织及非政府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数据；若某些统计数据无法被收集或量度，例如“司法独立程度”及“技能差距程度”，WEF会进行行政人员问卷调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向每个经济体的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发放问卷，要求受访者评估发展状况，利用1至7分评分，以补充不同指标，更完善地去评估生产力。在103个小指标当中，有44个指标的数据是从问卷调查的结果衍生出来，占约43%。WEF在每年首季完成问卷调查，再以两年加权形式计算分数，如2019年的报告会采用2018年及2019年的问卷数据平均值，但这样能否如实评估全貌？
事实上，WEF在2019年于139个经济体发放了问卷调查，当中134个经济体能提供足够的有效回复，共收回约12,987份有效问卷，但经济体的问卷样本大小却有天渊之别：加蓬的受访者最少，只有33名受访者，最多受访者的安哥拉有352名受访者，是加蓬的10倍，而香港则有89名。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在今年6月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报》（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and Economic Freedom）是较为近期的报告，为全球64个经济体分析各方面的竞争力，检视其发展优劣。报告以政府效率、营商效率、经济表现及基础建设四大竞争力因素的平均表现（表三）衡量各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并在每个副指标下设五个细项指标。与WEF相似，IMD除了根据各地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统计数据（占三分之二比重），亦会利用商界填写的问卷调查结果，样本大小按该经济体的GDP决定。在最新一份报告中，新加坡蝉联冠军，紧随其后的是丹麦、瑞士、荷兰，香港由去年的第二名跌落第五。
然而，量化数据与质化数据的科学逻辑相距甚远。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邓希炜坦言，利用调查结果填补数据的做法充满盲点，如严谨对待数据，问卷仅可充当参考用途。在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指标愈能量化愈好，即使各个经济体规模不一，如人均生产总值等比率有所不同，但当中的概念及准则可在同一层面上比较。
邓希炜又表示，尽管问卷“贴地”，并非只盲从数据，但样本大小及回应率高低亦能影响结果，而且问卷回应亦很主观，“偏差可来自个人观感，其次是如何选择受访者，至于回应率多少才可接受，这个我们亦未必能（从问卷结果）观察得到。”偏见可能源于受访者对某个范畴不熟悉，因而给予较为保守的答案，因此如采集样本缺乏代表性，不论如何处理数据，也无法避免结果存在偏见。
预设立场致未审先判？
传统基金会提出，经济自由是每人可控制自身劳力及财产的基本权利，即可自由地生产、消费及投资，政府亦会允许劳动力、资本及商品自由流动，避免限制自由。经济自由可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创造更理想、稳定及廉洁的社经环境，亦可有更高的人均财富，消除贫穷，当中的指标与经济自由及繁荣程度呈正比关系。
基金会认为，“政府支出”有多种形式，其中如提供基础设施、资助研究或改善人力资本可被视为投资，向社会提供合理的价格；但所有政府支出最终须由更高税收来承担，产生机会成本，亦令私人企业出现剩余资源；而政府的官僚主义只会降低生产效率，因此，基金会将限制“政府支出”作为促进自由因素之一。
这些评估方法只单从市场主导、贸易等经济指标着手，往往忽略了社会及环境因素对竞争力的影响，存在不少前设及价值判断。著名学术出版社Springer出版的《亚洲商业伦理学报》（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的论文便曾指出，部份问卷问题及结论由意识形态驱使，而非有实质证据。如在“8.02聘用及解雇”指标，其问题是：“在你的国家中，法例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企业灵活地雇用和解雇员工？”容许度愈高，分数愈高，论文提出背后假设错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灵活雇用或解雇会损害竞争力，反而过多的员工流动会增加企业的招聘成本，亦招致解雇及增加行政费用，同时影响员工士气，变相降低竞争力。
论文又提出论据，指高绩效的公司会视员工为最大资产，并为他们提供训练，因此甚少解雇员工；而且，法例上容易解雇并不代表企业会变本加厉，如德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放宽解雇法例，但随后十多年的企业员工流失率却下降。
上文节录自第23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28日）《新自由主义危机四伏 别被经济排名牵着走》。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