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力．四】华盛顿共识下 大市场小政府是出路 还是末路？
“华盛顿共识”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整理后提出。时间回到1989年，当时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急须进行国内经济改革。拉美国家代表与华盛顿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现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美洲开发银行等组织就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十项政策共识，以换取援助。
曾是世界银行南亚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的威廉逊便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身份，出版《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一书，系统地陈述“华盛顿共识”，整理出华盛顿主张拉美国家应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加强财政纪律、转移政府开支、开展税制改革、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具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开放市场、放宽外资限制、实施私有化、放宽政府管制及保护私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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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有增长无发展泥沼
在随后数十年，这股经济思潮主要冲击着拉美及东欧国家，但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从中获益，有为数不少的国家负债急增、通货膨胀，经济却未见改善。当时拉美经济增长仅有2.4%，比未实施相关政策前的增长率还要低，反映“华盛顿共识”并未有效地为当地带来相应经济发展。部份国家如阿根廷、玻利维亚等经济陷入衰退。玻利维亚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但当时政府仍无法有效管理及分配资源，贫富差距及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如以一天只能获一美元的标准计算贫穷状况，其人数由七十年代的约一万人暴升至1998年的189万人；该国坚尼系数亦节节上升，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泥沼之中。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批评“华盛顿共识”：“往好方向想，它是不完整；往坏方向想，它是误导。”他认为市场回归自由竞争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可带来更多分配问题，直言“华盛顿共识”终告失败，全球应该寻找“后华盛顿共识”。
政府有效干预助发展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发展是全面改造社会，着重制度改革，因此不单关注经济增长，亦关注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议题；而与“华盛顿共识”所崇尚的无形之手不同，“后华盛顿共识”主张市场及政府均有其用处，政府角色不再是单纯保护产权等基本职责（minimal role），而是在合适情况下采取有效干预。
不论是左翼主张的政府加强经济监控，还是右翼主张的私有化及自由市场，不同经济体理应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亦应有不同、贴近社会的发展道路，而非盲目追随单一的发展模式。只是说易行难，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6年出版《金融与发展》，当中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过度吹捧？》（Neoliberalism: Oversold?）承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好处较预期为少，更加剧收入差距，即使IMF反思问题，但不论其实质倡议或态度仍难以跳出新自由主义的窠臼。
上文节录自第23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28日）《华盛顿共识没落？》。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