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力．一】新自由主义危机四伏 别被经济排名牵着走
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全球金融制度排名第一、全球竞争力排名第二……近几十年来，用于排名经济体的工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大部份指数长年被批评调查方法存在诸多缺陷，且充斥意识形态偏见，令排名结果更为有利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体。因此，包括香港在内，不少具备新自由主义特质的经济体均获得不俗的排名，其经济模式也因而成为值得模仿的“榜样”。不过，对于编制排名的组织是如何得出结论、用作调查的资料或数据从何而来、这些指标或指数怎样计算等问题，大家却鲜少深究。
其实，竞争力是一个抽象概念，没有一致定义，它既可被理解为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的能力，亦可指经济体未来的潜力，但若只倾向以放任式的“经济自由”作为衡量标准，恐怕并非明智之举。偏偏，香港总对这些国际排名趋之若鹜，当中由美国传统基金会、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及世界经济论坛所编制的竞争力排名，就经常因香港名列前茅而获特区政府高调引用。然而，当迷信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所衍生的结构性危机四伏，这些排名究竟还有多大意义？香港又应该继续被牵着鼻子走吗？
全球均有不少排名机构及智库就不同范畴，如经济与商业、金融、教育、运输及基建、法治等等，编制竞争力排名。排名机构习惯运用大量数据将其分门别类，再按比重建构评分。不过，早有不少经济学者质疑这些排名不足以准确反映经济体的竞争力。
计算方法欠参考价值？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所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Economic Freedom Index，EFI）便备受非议。EFI由传统基金会及《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自1995年起联合编制，期望有系统地量度不同地区的经济自由状况。根据今年3月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2020》，香港整体评分下跌1.1分至89.1分，首次被89.4分的新加坡超越，位列第二，失落连续二十五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宝座。报告指，香港整体得分下跌源于投资自由得分下降，持续的社会动荡影响外资流入，而经济自由度风险亦因与内地贸易、旅游及金融联系而增加。这些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EFI由法治、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及市场开放四大领域共12个指标组成（表一），再以最后的平均值把180个经济体分为“自由”、“较自由”、“中等自由”、“较不自由”及“受抑制”五个等级，而在今年之前，香港已经连续二十五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尽管12个指标的评分比重相同，但计算分项的方法并没有统一标准，“量评”（quantitative）及“质评”（qualitative）并存。
举例说，计算“税务负担”的评分时，基金会以最高个人入息税率、最高公司利得税率及税收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百分比作副指标：100－0.3（各百份比）2 ，最后取三者平均值。而在“投资自由”和“经济自由”方面，前者以100分为底分，再由基金会列出七种投资障碍及后果，按障碍程度高低为每个经济体扣减分数，分数以五的倍数计算；后者则由基金会直接以政府法规、干预程度、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进行0至100评分，两者均由评分者作主观判断，欠缺客观标准，《经济自由度指数》亦没有作详细说明，欠缺说明力。香港的“投资自由”评分便由去年的90分下跌至今年的80分。此外，并非每个指标都有可供比较的数据，基金会会参考该经济体其他指标得分，计算类近分数，以这种方法得出的数据亦未必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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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二】世界经济排名研究方法有疑问 何以人人深信不疑？
上文节录自第23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28日）《新自由主义危机四伏 别被经济排名牵着走》。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