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受虐想分居竟要“斗惨” 为何总要出事才事后弥补？
乍看社署及警方提供有关家暴案件的数字，家暴问题似乎并不严重。不少人会说香港是女权当道的城市，比起日本和韩国，女性在社会的地位相对较高，成为家暴受害者的机率自然相对低。然而，数字能反映到现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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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肯定的是，官方数字一定是冰山一角。因为制度上的缺失，数字才会看起来如此轻微。”眼前的心理辅导员骆康愉自称是“制度以外的人”——不属于任何妇女组织，也不隶属任何官方机构。不论数字多或少，她也是“有工开”的。她接触到的受害者面对家暴时多数会“忍”——在大多数案件中，施虐者与受害者都处于较亲密的关系，如伴侣或父母子女，不希望把事情闹大、“法庭见”；另一种是过于惊慌而没有报警求助的念头。“香港的家暴个案通常是因虐儿而揭发，很多学校一发觉小朋友有伤痕，会立即启动机制。学校担心会上身，所以大多会很紧张，揭揭吓便会揭发家暴。如果只有夫妇（没有子女），发生家暴是比较难发现的。”
体制内的人推开受害者
骆康愉形容，作为辅导员的自己在家暴问题上是最“可有可无的非相关人士”。来到她处的受害者其实都清楚了解不可能得到任何实质上的支援，例如申请保护令、处理离婚诉讼或是入住中途宿舍，因为辅导员身在体制之外，没有机构的名衔，也不是手执法令、能裁定施暴者犯罪的执法者，骆康愉可做的只有借出耳朵，聆听她们说话。
她听过无数个家暴故事，原因都是大同小异，且“轻微”得让人感到荒谬：家具摆放得不好、马桶盖没盖上、钱用了多少⋯⋯“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但深层的就很值得‘囵’（意指探讨丶分析）—出现家暴问题永远没有一个共同的‘因’，我这个体制以外的角色有时间去看，慢慢去解他们的心结。我顶多在家事法庭为事主做个见证，其他的我都没能力（做到）。”在她口中，制度以外的人的优点在于，“多点时间、多点空间、少点利益冲突”。
2016年，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梁丽清的著作《亲密伴侣暴力的性别思考》出版，书中探讨了前线社工对家暴情况的敏感度，并写道：“仍有不少社工认为‘被虐妇女大可以离开丈夫’，前线社工因欠缺性别敏感度，在介入个案时普遍出现‘谴责受害者’（victim-blaming）的处理手法，加深对受害人的伤害。”踌躇踱步，辗转反侧，当受害者终于愿意踏前一步，渴望有人拯救自己，岂料双手悬在半空，没人愿意伸手接着，那就会影响受害者求助的决心。鼓起勇气踏前，最后只换来一记冷巴掌，久而久之，再遇到暴力对待时便不再愿意求助。
“除非受害者将事情闹大点，到最严重的阶段，便会有人理你。”以要求调迁为例，骆康愉笑说找区议员帮忙更为有效，“不然贸贸然去房屋署，职员是不会理你的，因为资源有限，要到斩死人、出了问题才会愿意帮忙。”话语间充满讽刺。这个城市绝不是“资源有限”，即使经历去年的反修例事件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政府亦推出了多轮纾困措施，但本年度的财政储备仍高达11,331亿元。“如果你遭家暴想分居，要把事情说得最为严重，要斗惨。因为香港不是福利主义社会，像领取综援人士会被骂是拿福利，就等于是不好的事。也正因为如此，手执资源的有关当局怕人滥用。但谁都知道，家暴的最有效解决方法是分开住，分开住会减少八成冲突的机会。”
本应协助受害者的体制内人士，却影响了受害者的求助意愿。骆康愉坦言，正正是制度上的缺失，令家暴受害者到忍无可忍的阶段才愿意求助。她说，曾有个案分享社署社工在几次会面后便要求夫妇一起会面，“受害人感觉不安全，伤害自己的人在身边，怎说得出真话呢？”她续说：“他们（社工）不明白的是，家暴未必因为婚姻关系不美满，可以有种种不同因素。他们不会考虑到施虐者本身或有暴力倾向，间接推动受害者与施虐者和好，但其实不一定要和好。”
施虐者如何改过自新？
社署虽有为施虐者提供不同类型的辅导服务，例如“施虐者辅导计划”、“反暴力计划”及“平和关系支援计划”，协助施虐者改变暴力态度及行为，但三项辅导服务中只得“反暴力计划”一项为由法院根据《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颁令强制参与，其余两项均属自愿参与性质，故即使施虐者最后被控告为“家暴（刑事案件）”，却不是每一位都会参与辅导。这对于施虐者，甚至是还有机会重回家庭的受害者来说，都存潜在的危机。而从警方提供的数字可见，去年共处理9,174宗有关家庭暴力的案件，但只有4.42%参与社署三种针对施暴者的辅导计划。
翻看数字，过去三年并没有施虐者被要求接受强制辅导，计划的存在如同虚设，更令人震惊的是，根据立法会文件显示，2016-2017年年度曾出现一宗即使由法院下令施虐者强制参与计划，但施虐者最后拒绝参与，须交由法院处理。属自愿性质的辅导计划亦有人中途退出（见下表），是计划本身出现问题吗？
计划内容是否有效辅导，难以判断，但有一个几可肯定的事实是，仅有小部份施虐者愿意接受辅导。骆康愉当了心理辅导员三年，坦言从未见过施虐者，“坦白说，辅导是站在高地角色，代表正义。你问十个（施虐者），十个都自知他们做的事有问题，但要他们面对自己的guilt（罪）是难的，面对自己是恶魔这个身份对他们是很大的关卡。在会批判他的人面前，他们会筑起自我防卫机制。”
对于有组织提倡对家暴施虐者进行强制辅导，社署并没有直接回应，仅回复指每个家暴的施虐者都有不同的背景和情况，使用暴力的原因、形式、严重程度及改变动机等都有很大的分别，故此，需用不同的措施。一方面，透过法院，根据《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发出“禁制骚扰令”，规定答辩人参加由社署提供的“反暴力计划”；另一方面，透过警方、福利服务单位及其他持份者所设立的个案转介机制，安排专责社工主动接触有关的家庭。
让社会不再避而不谈
清官不审家庭事？骆康愉却说自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她听过许多荒诞莫名的事：有一次，她听到有受害者不满丈夫不顾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孩子，只顾在社交平台上以金钱打赏直播女网红，“女方用一元都想来想去，男方就大手笔打赏别人，然后推搪说自己工作压力大。”不开心时，甚至出手打受害人。骆康愉直言，当刻听到，很为受害人不值，但作为辅导员要“不议论，只同理”，不论谁对谁错。她深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道理，从丈夫口中听到的版本大概会截然不同，“如何在夫妇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以同一角度去看，才是该做的事。不少人不敢找辅导，是害怕辅导员会不中立，会论断谁有问题。”
当受害者前来，骆康愉最想告诉她们的是，“过去的人生有好的、有坏的，好的保留，坏的掉弃。妇女不敢与施虐者终结关系，有很多都是因为在经济上要依赖对方。那么未来如何独立养活自己？子女的教育呢？要确保这些事做好，才能够close file。”要解开受害者心中的郁结，不只是处理他们个人的心理问题，不是说几句话、替他们思考以后的生活，便能让他们抹去心中的阴影。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社会对家暴两个字“去走不必要的避而不谈”，这是整个社会必须学习的功课。
骆康愉说：“社会终究对家暴意识薄弱，不单是家暴，社会对性暴力、虐儿、虐老都有种很敏感、避而不谈的态度。特别是近一年，社会政治气氛令受害人没勇气说出自己心中的感受，即使在Facebook发出丁点求救讯息，可能会被其他新闻掩盖，减低了他们的求助意欲。”
“在受害者眼中，这始终是很负面的事情，你不知道别人对自己会有怎样的想法，身边人未必接纳等等。而执法人员（的处理手法）也让受害者觉得：亲人间是否要用刑事去告？明明受害者是被至亲伤害，所受的心理创伤（大）⋯⋯复原的过程很重要，因为阴影必然会影响到日后生活。”
上文节录自第21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1日）《清官不审家庭事？ 心理辅导员为家暴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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