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孩子冠父姓引爆争议 两性权力不平等的呐喊（下）
除了前述的生育代价，对当代都市女性来说更具体、更受关注的是因生育而带来的职场劣势。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Stanley Becker的人力资本理论，工作经验与工龄对收入有着正向影响。而研究调查显示，不少中国女性都因生育而经历职业中断。
承接上文：网红孩子冠父姓引爆争议 两性权力不平等的呐喊（上）
职场歧视与工资下降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桂霞以国家统计局2010年进行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基础，指出在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18至64岁已生育女性中，平均有20.2%的人曾因为生育而有半年以上的职业中断。
更糟糕的是，因生育造成职业中断的情况近年来不断恶化，1971至1990年间因生育中断职业的比例仅占5.9%，1981至1990年上升到10.3%，1991至2000年受影响的比例为21.2%，在2001至2010年期间高达35%。
正如此次Papi酱引发的冠姓热议，有人说是她为了流量而自编自导，这虽然是一种没有证据的揣测，但也侧面反映出，无论是对Papi酱，还是其他被揣测急于产后复出的女明星，人们都意识到生育会对女性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即便不受工作经验的影响，女性在职场上所付出的生育代价依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偿性差异理论，一些工作虽然工资较低，但会提供其他福利或者更吸引的工作环境以作补偿，因而对某些人来说仍具吸引力，情形类似在内地有不少人会为了稳定而选择工资相对较低的公务员工作。相较男性来说，不少女性会将养育儿女的职责内化为己任，因而在选择工作时会更多考虑非货币性补偿带来的效益，把工资放在较次的位置，例如会选择能兼顾孩童但工资较低的工作，将需要轮班或工时较长、压力较大的工作放在后面；亦由于母亲承担了更多照顾孩童的责任，因而经常要请假带孩子去医院、参加校园活动等，影响了工作表现。
上述种种不但变相令女性得到较差的待遇，更反过来形成劳工市场对女性的偏见乃至歧视，比如雇主为免女性因照顾孩童而请假或不能加班工作，会更倾向招聘男性；一些企业招聘时更会要求女性员工三至五年内不能生育等。
由此可见，女性的生育代价在职场普遍存在。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教授谢宇与助理教授于嘉2014年发表、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追踪数据对生育与中国女性工资关系的研究显示，女性每生一个子女工资会下降约7%至8%，且这种负面影响会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变大，生育两个子女，平均会令女性工资下降16.8%。
这种生育代价在不同学历、职位或行业的女性中的影响亦有区别。比如生育对具大学教育程度的女性有更大的负面影响，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会下降38.7%。而生育对职业管理人员和职业技术人员的女性的影响亦较其他工作更大，这类女性生育第一个子女会导致工资降低24.1%。
增加产假无助解忧？
可见，想要减少偏激的攻击，不仅要靠个人的自觉、女权运动内部的反思，更根本的问题仍在解决愤怒背后的不公。更何况，研究所见，女性职场的生育代价愈发沉重，且学历愈高、愈处于高位的女性，付出的代价愈大。这不仅是女性的损失，更是社会的损失。政府和社会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可做的其实很多。比如在降低女性生育代价方面，政府可予以经济成本和综合服务上的支持。前者包括分娩费用的报销、提供足够的产假和津贴等；后者包括设置更多幼儿托管服务、分担家庭压力等。实际上，中国《劳动法》早有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女员工怀孕、产期、哺乳期将其解雇，并数度延长女性的产假。然而，为何中国女性的生育代价依然高居不下，令人怨声载道呢？
其一在于生育成本并未做到社会共同承担。中国政府规定了女性员工怀孕后受保障的职业待遇，但未能完全缓解女性员工生育为企业带来的压力相关成本，即便在1994年起对生育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企业只用承担女职工生育造成的一部份成本，但相关成本仍然沉重，加上生育保险没有养老保险、社会保险等普及，参与程度较低，令部份企业仍然倾向拒绝招聘女性员工。
其二在于男性应承担的生育责任没有提高，生育代价仍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目前，内地不同省份男性的侍产假多在7天至1个月，但女性的基本产假为98天，各省市又会对产妇是否顺产、是否多胎生产而增加不同天数，导致部份地区女性产假可长达近半年。这种人力成本的差距亦是导致女性职场歧视依然存在的原因之一。
除了加大生育保险的普及度和扶持度，黄桂霞、于嘉等学者均指出，提高男性在生育中的参与和责任，在实现男女生育平等中至关重要。基于此，一般可行的是延长男性育儿假，研究亦证明，父亲育儿假愈长，母亲就能愈快返回劳动力市场。
另一个可行方法是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多次提倡的男女合休产假，全球女性工作指数排行领先的北欧国家瑞典正行此法。在瑞典，夫妻双方共享480天育儿假，其中夫妻双方各自领取固定的90天，剩下的300天则可协商调配。如此一来，不仅男性育儿假长，也不存在男性休假大幅少于女性的忧虑。
冠姓之争，折射的是当代女性在两性权力不对等下的焦虑，更是沉重生育代价带来的不甘与愤怒。这不但需要女权主义者们反思运动的走向和边界，更需要社会去反思如何帮助女性摆脱残留父权秩序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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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25日）《网红冠姓权争议背后 两性权力不平等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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