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从性威迫、性剥削事件 看父权制下衍生的厌女现象
我们还是以“N号房”事件入手，略举几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即付费观众及运营者透过手握被害者的私隐，威逼胁迫女性接受性剥削，视女性为猎奇、窥探、意淫的物品，享受对女性的控制感——这正是厌女症状，而性侵害本身更是典型的厌女表现。对于气质和行为不符合一般性别规范的女性，性暴力是男性对其的警告与惩罚（比如部份父权支持者所谓的女性遭到侵犯都是因为其自身行为不得体）；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也将女性化成可侵犯的物品，削弱了女性的主体性。总之，厌女现象正是源于居高不下的性犯罪率背后的社会文化。
承接上文︰【N号房】从性罪案爆发 看韩国的法律漏洞
厌女现象背后的文化渊源
厌女，也称女性贬抑，指的是针对女性的憎恨、厌恶及偏见。比如褒姒、武则天承受了亡国、祸君之罪的红颜祸水论调，本质就是“政治和历史观上的‘厌女症’”。厌女症，或者说厌女文化实际上已经存在数千年，只是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涌现的时候，这一词语不再流行，让位给性别歧视（sexism）、男性中心论（phallocentrism）等讨论。
如果说今天大众常听到的“性别歧视”提供了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的维护框架，为父权制提供了丰富的叙述来塑造与包装，使得性别的差别待遇合理化，那么，厌女情节则是父权社会里的“执法机制”，给予不守父权规矩的女性惩罚。比如性别歧视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规矩，而厌女表现则是惩罚不守规矩的职场女性，比如设置职场天花板，污名化这类女性为“男人婆”，甚或更为露骨的言语辱骂和行为攻击。
厌女症作为父权制的行为延伸，透过惩罚破坏父权制的女性，污名化、贬低女性，以维护男性的崇高地位。这一切自然容易让男性在思想层面合理化自己对女性的言语、行为等侵犯，在性方面，也让性虐待、性暴力、性骚扰更容易发生。
厌女文化中对女性的贬抑和污名化，亦激发了女性的内在紧迫感，而让女性更倾向于安守父权下的“本分”。尤其是在性暴力这样的议题上，被害者往往被迫再次承受污名，促使女性自我归因、谴责、嫌恶，故而更为退缩、噤声，比如“N号房”的受害者和具荷拉。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数年前曾有调查显示，53.8%的受访者认为性暴力是因为女性穿着过于暴露而引起的。当醉酒的女性遭受性暴力时，37%的受访者认为责任在于女性。这种不合时宜的社会观念既不利法律惩罚加害者，亦让男性加害者似乎更易获得社会宽恕，助长犯罪风气。
社会须对父权秩序说不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厌女情结实为父权制下的打手。韩国社会中的父权传统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2005年，韩国社会中确保家庭里男性成员对女性成员有法律上的支配地位的户主制*才被终结。直到2006年，政府对避孕套广告的禁令才取消；避孕套大厂杜蕾斯更是直到2013年才首度播出电视广告，挑战韩国社会。
注︰所谓户主制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封建宗法制度，该制度规定只有男子才能是法定的家长，女性只能是家长的附庸，从而保障了男性在制度上的优越性，比如所有男性拥有优先的财产继承权，女性加入户籍必须得到男性家长的许可，即使是随母改嫁的子女也必须随父姓等。
另外，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对女性外貌的指指点点依然顽固。韩国美妆博主裴丽娜因没有迎合男性的审美，在镜头前卸妆，遭受到大量人身攻击，甚至威胁、恐吓。这些都反映出在韩国的社会环境下，男性缺乏对女性本身的尊重，只将女性视为取悦自己的物品。这种对女性的物化，是一场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传统父权对女性的规训。
更可怕的是，2015年韩国教育部耗资六亿韩圜打造的学生性教育，却被指频现父权秩序的教条和陈腐观念，例如“女性只能与特定的一名男性发生性关系，而男性则可以与不同的有吸引力的女性性交”、“女性负责貌美如花，男性负责赚钱养家”、“异性不可单独相处”等。同时，部份教材内容也被人质疑在合理化男性对女性的性侵犯。比如教材提到，如果在地铁上遭遇性骚扰，应假装不小心踩到对方的脚，暗示女性在面对性侵犯时应噤声、回避，而不是直面、反抗。
因此，在愤怒于“N号房”的性剥削时，社会必须意识到，仅仅严惩运营者和付费观看者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性剥削女性的现象的，仅仅改善法律制度也不足以消除女性遭遇性剥削的苦恼，唯有在社会观念上反击厌女现象，推动性别平等，革除父权秩序，才能真正让女性免于被性侵害的恐惧，才能给女性安全、自由的生活环境。
而想要改变社会观念，公众需要对厌女现象、父权秩序的日常渗透更为警觉。比如拒绝将女性特质化为对人的辱骂，例如娘娘腔、妈宝、婊子、荡妇等，因为这是对女性特质的贬抑。又或者多效仿2018年末韩国社会掀起的“素颜革命”，以及电视主播佩戴眼镜等活动，在日常层面反击父权规训等，同时也需要政府建立更恰当的学校性别教育。
网络助长性别暴力行为
当然，不仅是韩国，在许多自诩现代的社会里，父权制下衍生出的厌女行为和性别暴力仍“阴魂不散”地漂浮在摩登文明的上空。
比如2017年前后，中国内地多个城市出现为人诟病的女德班，强调女性应居家主内，甚至要求女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荒谬地恐吓女性严守妇德贞操，否则，与超过三个男性发生关系就会染病身亡等。又比如，前段时间引起讨论的PUA（Pick-up Artist，意为对异性诱骗洗脑）问题，完全将女性物化为满足男性自尊、虚荣的猎物，以“驯服”、伤害女性为傲。再如香港频现报章头条的针对女性偷拍问题，犯案者遍布不同年龄层和职业，犯案地点涵括学校、车厢等处。2019年，香港民建联妇女事务委员会调查发现，逾10%的受访者曾被偷拍或目击有人被偷拍。这些都说明厌女与父权的残影并不仅仅是韩国特有的问题。
现代科技与网络发达也成为了一把双刃剑，让性别暴力愈发容易发生而又难以侦破，衍生为新的性别暴力主流型态。2016年，全球已有逾30亿名网络使用者，而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约有73%的女性网络使用者曾经历过网络性别暴力。“网络上的性别暴力”（Cyb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有许多形式，包括未经同意散布他人的私密影像（又称为“复仇式色情”）、网络跟踪、骚扰、威胁、霸凌与仇恨言论，以及使用网络强化上述提到的女德课程、PUA课程等父权内容。
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使其轻易地成为性别暴力的温床。匿名性让加害者们可以更为轻易地隐藏个人的身份；跨地域性让加害者甚至不需要和被害者同处一地，就可以向对方施予暴力；网络的普及性和即时性让暴力可以轻松又快速地被达成；最后，网络的永久性让这些暴力可以长时间地流传，甚至轻易地被复制，使受害者难以摆脱。
“N号房”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网络性别暴力，也具备了“复仇式色情”元素。复仇式色情因网络和科技发达而更容易实施，被害人往往会因加害人手持性私密影像而遭受威胁；又或因性私密影像的散布在现实生活中遭受身心的创痛。“N号房”正是利用女性害怕隐私被曝光的恐惧来实施性剥削，具荷拉也是复仇式色情的典型受害者。虽然复仇式色情理论上并不只是针对女性，但国内外多项统计数据都显示，这类犯罪型态的被害者中，女性占压倒性多数，高达90%，符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第19号一般性建议（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中所称的“女性受害比例特大”的性别暴力。
然而，相较于“N号房”这种更能让人迅速辨别的性别暴力，网络上的性骚扰、霸凌与威胁言论却以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方式频繁出现。比如去年自杀离世的韩国女星雪莉，生前就频频因着装打扮、个人言行等问题屡遭言语暴力，最终在去年10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又比如曾代表台湾政党“自由台湾党”参选不分区立委的周芷萱在公开一系列性别政见后，便遭到网民的性别暴力威胁。
隐藏在这些暴力、威胁言论背后的，是厌女情结、性别暴力和父权思想随着网络被放大、扩散。同时，这些言论本身也是一种试图让不符合父权规范的女性在网络空间中感到不安，进而噤声的行为，让女性主体在网络交流中不被看见和重视，或只呈现父权秩序下应有的僵化表达。在愈来愈依靠网络交流的时代，这将令破除父权和厌女现象变得更加困难。然而，由于这类言论看似没有造成“实质”的伤害，却经常被忽略。
不可否认，今天社会有了愈来愈多成功女性的故事。无论是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是Facebook营运总监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格力董事董明珠，又或是体坛健将郭晶晶、福原爱，她们都在各个领域取得非凡成就，巾帼不让须眉。然而，社会不能因这些镁光灯下的成功个体而忽视了在暗处挣扎的普通个体的悲剧。尤其是当雪莉、具荷拉等知名女星都未能免除父权秩序的吞噬时，我们更需对渗透在现代社会各个角落的父权规训和厌女行为保持警惕。唯有直面厌女现象，彻底反抗父权制遗毒，才能让每一个女性都安全、自由地享受新的文明。
上文节录自第20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30日）《从N号房事件中 探讨父权制下衍生的厌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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