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深度】韩国“厌女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韩国“N号房”事件近日引起社会哗然。疑犯利用海外通讯软体Telegram，在不同聊天室流传对女性性虐待的影片，而付费加入聊天室的观看者超过26万名，换言之每100名南韩男性当中，便有一位在聊天室内。事件令人发指，但并非唯一，因为偷拍、性虐、剥削女性的风气早在韩国大行其道，根深蒂固的“厌女文化”可谓无处不在。父权主义本在亚洲当道，为何韩国特别厌女？
这宗集体性罪行始于2018年，“N号房”经营手段极具规模及组织。主要经营者在Twitter搭讪曾上传性感照片的女性，引诱对方点击病毒网址，取得个人资料后冒充警察威逼利诱对方拍摄裸照，亦逼迫未成年及残疾女性作“性奴”，将犯罪过程拍下来发布至Telegram聊天室，供付费会员观看。“N号房”设立会员制，如欲成为会员，便要先满足入会条件，如要上传自己的色情影片，甚至自己亲人、女友或朋友的性爱影片，亦要在群组中对影片女性作出性骚扰如“强奸她吧”，以保留会籍，换言之会员不单是观看、传播者，亦是加害者。
影片恐怖程度更是令人髪指：如暱称为“博士”的主脑要求多名受害女性在身体用刀刻上“奴隶”、又有裸体女性在男厕被迫扮狗吠等等，色情及凌辱影片在多个群组内流传，被害女性暂多达74名。青瓦台请愿留言板瞬间有逾300万人署名，多名艺人亦表态，要求政府承诺警方彻查事件，同时要求公开犯人“博士”及会员等不法者的长相与个人资料。
“N号房”事件不是唯一，韩国的偷拍风气早已大行其道，例如于2016年因舆论压力关闭、会员人数超过100万人的韩国网站“SoraNet”，当中便充斥大量偷拍片段，甚至伴侣为求报复前度性爱影片，即使2018年首尔有七万多名女性上街抗议，偷拍行为亦没曾停止，如去年发生的BigBang胜利、郑俊英偷拍及分享性短片等等事件，这些现象不是突如奇来，而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因果，从要求女性自残、喜欢看到女性遭霸凌，到批评女性身材打扮，这些都是表征，并与偷拍文化、性犯罪等互为表里，父权体制下所造成的性别不平等，才是问题所在。
1）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
去年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有这样的一幕：金智英在结婚后想重回职场，丈夫决定请育婴假帮忙照顾孩子，但金智英的婆婆发现儿子请了育婴假后，便大骂金智英，甚至挂金智英电话，南韩长年女性被塑造出长大嫁人，而结婚后便专注在家照顾小孩的形象。
的士司机的每天第一名客人不接载女性、金智英被耻笑她是拿老公薪水享受的“妈虫”⋯⋯《82年生的金智英》刻画出韩国女性日常所遭受的折磨与困境，女主角从出生、求学、工作、结婚、育儿等，每个生活片段均充斥著两性不平等、性骚扰的的痕迹，金智英这个平凡又普遍名字正好是不少韩国女性的代名词。电影因有著强烈的女权色彩，甫推出后反应两极，不少女性观众为表示认同而纷纷进场支持；与此同时网民对主演女星群起攻之，不少当红韩国女星亦因提及此部作品，而遭到粉丝及网民抵制。为何为自己发声的女性，却遭到韩国网民强烈批评，他们对女性的恨意因何而生？
“男主内、女主外、相夫教子⋯⋯女性是被矮化的身份，不论在财政管理权还是社会上也没什么特别功能，只需做好传宗接代的家庭功能。”专门研究南韩流行文化及政治的中大全球研究助理讲师钟乐伟提出，韩国是传统重男轻女的社会，在男性主导下，女性社经地位尤低，这种心态塑造了50岁或以上年龄层的男性看待女性的观感。
韩国社会风气保守，不少女性先天便被赋予的弱势地位，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及社会文化中蹒跚而行，由男性负起家庭责任。2017年3月，南韩保健社会研究院曾发表生育率及结婚率报告，指南韩结婚率低下，是基于年轻人尤其高学历、高收入女性热衷于“提升自我价值”。报告建议企业对这些“不必要的自我投资”如曾出国留学的女性给出相较不利的雇用条件， 如提供较低薪资，迫使她们放弃出国，早日步入社会，继而结婚生子。
官方报告一出便引起轩然大波，这份将结婚率和生育率低的茅头指向女性，俨如视女性为生育机器，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权社会中，温顺、居家、安静的贤妻良母是传统的女性形象，女性很少作为女性自己。
钟乐伟形容，韩国社会中，女性不论在传统家庭角色定位或是社会工作岗位，均一直被忽视及矮化，情况在亚洲地区相对严重；而N号房更是极端的仇女表现，视女性为奴隶看待，而这大规模的集体犯罪事件涉及逾26万名会员，与新天地教会教徒数目不相上下：“这是很夸张的，反映男性视女性为消费品、用作满足自己欲望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如在“郑俊英群组”事件中，涉事者不但性侵、偷拍及散布性爱影片，更对受害女性评头品足、甚至侮辱，弥漫著“厌女”情绪。男性为求彰显父权下的支配者权威，便尝试贬低及物化女性，或利用肢体及性暴力欺负或凌辱侵犯女性，从而贬低女性地位，并获得快感。N号房事件不是孤例，如去年自杀演员张紫妍及前女团KARA成员具荷拉，前者出道四年来被迫从事性交易；后者生前饱受前男友威胁及暴力对待。
2）平权的反扑 换来更深的厌女文化
女性主义在西方擡头，但来到父权色彩浓厚、社会风气相对保守的韩国，也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成为“厌女”势力的助燃剂。钟乐伟表示，理论上，当社会文化日渐开放，如愈来愈多平权议题浮现、学生出国留学感受海外文化，韩国人也应知道不可停留在封建、保守的视野之中，厌女心态或是父权主义亦不应再是年轻人的主流。在是次事件中，被逮捕的“博士”年仅25岁，而其他共犯相当年轻，却向未成年少女施暴凌辱，为何“厌女文化”到了年轻一代，仍是缠绕不散？
厌女文化植根韩国的原因千丝万缕。顾名思义就是对女性厌恶，不仅对女性憎恨及存有偏见，更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品，会尝试透过对女性的言语暴力及性剥削建立优越感，并视行为合理。钟乐伟认为，厌女现象或与男性的危机感不无关系：“有不少男性觉得这一代的女性很‘挑机’，特别是在互联网及讨论区的推波助澜下，对骂情况加剧。”南韩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急速发展，男性拥有稳定的工作，女性则待在家中照顾家庭，建立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直到九十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多了女性投入职埸，加上南韩面对人口老化问题，女性劳动比例越来越高，甚至达到某些社会地位，变得更独立自主、勇于发声。当往日由男性垄断的职业及领域，都出现了女性身影，男性便对女性成为自己在职场上的竞争对手感不满。
“男士看到女性出来说话，会对对方反感，觉得女性只想批评，当提及‘同工同酬、女性平权、为何男士能拥有某些工作机会’时，男性觉得女方在夺走他们拥有的东西⋯⋯加上互联网更易令事件发酵，女性可在网上骂男性，对方便会觉得女士有意识地抢，这并非追求平权那么简单，而是争取比男性更多的、高于男性的措举。”钟指出，这些举动或被部分男性解读成“动摇男性领导、分配资源的地位”，即使女性没有抱持此想法，但南韩社会长年向男性倾斜，被抢感觉在所难免。
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南韩的性别平等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06，较2018年上升9位，尽管名次并不理想，但无可否认的是南韩女性地位日渐提升。南韩政府在2001年成立“女性家族部”（又名“两性平等家族部”），部门专责制定女性政策、防止家庭暴力与性虐待等工作，改善妇女儿童的福利及地位；而文在寅政府自2017年起，为了推动女性就业而推出一系列政策，如增加女性雇员在公共机构及私人企业占比。
不幸的是，政府的性别平权举措没有令南韩女性过得更好，反被社会视为“亏待”男性。韩国就业竞争本已激烈，传统的父权思想本对男性造成很大压迫，使他们视成家立业为理所当然，韩国对学历的歧视、以及社会被财阀的垄断加剧男性压力。当男性在职场受挫时，或会认为女权擡头源于剥削男性权益，甚至将自己未能结识对象、要用服兵役、社经地位不再如前等窘局归咎女性，这种危机感及不满深化父权社会的厌女文化。在此脉络下，为了表现出对女性的憎恨，仇恨女性的言行无孔不入，甚至从互联网延伸至现实生活，以抗衡女性的“强势”压迫。
3）网络回音 陷入仇男仇女漩涡
每当谈到性别议题，韩国社会便会变得躁动不安，这些性别刻板带来的框架，不单引起歧视，亦会衍生现实及虚拟间霸凌。近年来发声渠道变多，有更多女性走出来批评男性，网络亦令厌女心态越发激进。钟乐伟观察到，在这三至五年间，两性问题不时再度炒热，争论亦开始白热化，网络对骂是原因之一：“互相对骂很常见，如男性批评女性是‘大酱女’－－口说追求平权、但仍会花男人钱、拿著数⋯⋯”男性看“女权自助餐”在眼内，便会感到不公。
“仇男”与“仇女”两者不断拉扯角力，男女间的网上骂战，在年轻网民中更为普遍。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曾在2018年调查发现，有76%的20至29岁的男性受访者指自己反对女权，30至39岁男性则近60%，不少韩国女权组织较为“激进”是原因之一，指她们不仅高举女权，亦不乏对男性恶意侮辱。
而在2016年5月韩国轰动一时的江南随机杀人事件中，30多岁的凶手不认识死者，自称因常年遭到女性无视，因而有“仇女倾向”。
2000年，当时南韩便流行以“大酱女”如形容爱好名牌、炫富或是长得不好看但贪慕虚荣的女生，“大酱”用作讽刺女性“大便还是大酱的味道也分不清楚”；韩国男性认为穷酸又省吃俭用的“酱油女”才是心之所向，女网民亦以“辣酱男”反击，讥讽非常省钱、只会到便宜的小食店吃饭的男性。到了2014年，对女性的批评更为变本加厉，新一代韩国女性总想依靠父母或异性、自私、崇尚名牌，称女性为“泡菜女”，并在韩国右倾“最佳网文日报储藏所（Ilbe）”等论坛大肆讨论。
Ilbe论坛被视为仇女、仇恨言论的集散中地，以歧视及谩骂韩国女性、外劳、韩国某地区、抹黑左派人士而闻名。2015年，一些女性网民便自立门户，成立了一个名为“Megalia”的女权论坛，Megalia的初衷是提倡女权，主张男女平等，反抗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却日渐变成与ilbe同流的性别歧视网站，深化了男女间的对立，令男性对女性的厌恶和反感，Megalia的网站标志上用来表示“短小”的手势，就是在讽刺男人的生殖器很小。
当平权运动日益进取，不少韩国女性期望为错误的社会观念“拨乱反正”，极端女权主义者更甚。现时不少流行文化如男性杂志封面、电视剧均牵涉男性如何看待女性的操作，钟乐伟举例说，如不少电视剧均有不少女性期待被男性按在地上亲下去的桥段，实质用浪漫包装“约会暴力”，同时在物化女性，这些都成为Megalia批评的对象，而非再如以往般接受、忍耐。
女权意识的擡头、Metoo运动、流行文化如电影《素媛》、《熔炉》对社会作出的批判，使南韩社会的两性关系越发紧张，加上网上讨论更易令志同道合的人围炉取暖，更能自我肯定，加强观点。社会气氛日益绷紧，钟乐伟坦言：“长久以来韩国歧视也很严重，男士不应因为女性争取平权而感到受威胁，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正视。”N号房所引起的关注或许数月后便会告一段落，但韩国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男性对女性擡头的不满、以及网络催化的激进仇女与仇男文化，这些都是构成韩国性别冲突的致命伤，亦是当地社会不可回避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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