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隔离札记：全球生活变革进行中？
编者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广泛而深远。本文作者在这场疫情中经历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体验过双重“歧视”，也体验了从自由的畅快感到自我隔离的窒息感，却也迫使自己开始自观、往内溯寻，重新思考一些以往习以为常的问题，以及疫情衍生出的文化冲突。下面是她以第一身身份记录了这段从逃离到隔离的特殊经历及其体悟。
撰文︰若山
“南北美洲和欧洲盛行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让公众完全暴露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却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尽管以前对于非典和伊波拉病毒的恐慌已经提供了大量警示，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教训，告诉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在所谓‘文明’世界的许多地方，由于旨在减税和补贴企业和富人的紧缩政策，导致在这种公共卫生和安全紧急事件中形成防御前线的地方政府和区域/国家当局一直苦于资金不足。制药公司巨头对于无利可图的传染病研究（例如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广为人知的冠状病毒家族）缺乏兴趣。……我们病得愈重，他们就挣得愈多。疾病预防无助于增加股东价值。适用于公共卫生供给的商业模式消除了紧急状况所需的过剩应对能力。疾病预防甚至不是一个足够吸引人的工作领域，无法确保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如果再说得拟人化和隐喻化一点，我会得出如是结论：新冠病毒肺炎是大自然对四十多年来在一个暴力和不受监管的新自由攫取主义手中所遭受的粗暴虐待的报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3月19日公开发表的《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如是说。
当自我隔离的时间愈来愈长，似乎不少常常往外跑的城市人，包括我，慢慢地，形成、习惯了一套所谓向内的、穴居生活的节奏。
稳住了因受困而想回复自由的窒息感，取而代之的是，自我观照带来的平静，以及衍生分化出更深层的反思：我们跑来跑去，我们知道要往哪里去吗？我们真的应该要回到从前吗？一直以来的社会秩序是“正常”的吗？是理想的吗？
文章前部提到亚洲和欧洲国家间的巨大跨国流动间引致种族间误解、矛盾和仇恨的加剧。这不过是最为显而易见的表征，它预示着，无论是全球化流动抑或本土内部流动，规模可能已到达社会难以承受的地步。
连“第一世界”国家的无能，也以令全球震惊的形式暴露。
各种传媒平台，成为每时每刻更新全球死亡人数的告示板。这次，或许是清晰地看到/感知全球化流动意味着的快捷、方便、交流，有其同样真实的反面─每日几何级数的大量死亡─这些生命的消逝，尤其荒谬地成为第一世界国家间的竞赛。正正是那些国家拥有更多大城市、居于里面的人更流动，灾难的规模也因此更大，而且不见终点。因全球流动令传染的速度大大加剧，时空大大压缩，看似是一群人快速引致另一群人死亡的大悲剧。
世界大都会患上共同的病
我还记得，疫症初期，不少欧洲友人关切问候。那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一个月以后，情况逆转，结果是欧洲的疫情如雪球般，滚得比亚洲还要急速，还要大。我反而担心他们，他们也为我能登上回港的班机而高兴─重点不在众所周知的结果，而是身在全球化急速运转中的我们，仍然对运转的幅度和速度有如此偏差的感知和预估。
而且，我们对疫症传染的未来走向继续迷惘，那么，或许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是如何被屏蔽于对流动和速度的认知及其引发的后果─在那个看似资讯更透明的全球化时代。
一边是死亡威胁，另一边是生计悬置。至3月中，全球股市净贬值近30%。全球当代艺术非物质资本萎缩、停摆。工业、以及尤其是零售及服务业，航空、酒店等旅游业，如骨牌效应般倒下。近世纪非实质生产的、依赖全球资本运转、依赖激化人口流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泡沫经济体系，逐一爆破。这正正是对于现实虚幻的经济体系的一记重击。
有一段不短的时间，英国的超级市场也和世界各地一样，厕纸、口罩、洁手液、蔬菜、鸡蛋、意粉等被抢购一空。
有一个英国高档时装品牌在网上发布大减价的帖文，大批网民留言大骂：“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些！别再烦我们好吗？”美国左翼在社交媒体曾发了一个有所回响的帖子：“我们终于明白生活中有什么物品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
大卫哈维指，疫情过后，过度消费的情况会大大减低，“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所描述的‘补偿性消费主义’（异化的工人应该可以通过在热带海滩的度假套餐来恢复他们的精神）被钝化了。”
一个世界，所有的大都会，多年来患上的，共同的病。
香港，或许是比欧洲国家更为极端、典型的补偿性消费的城市。香港打工仔的工作时数一直“荣登”世界前列。假期到商场购物、餐厅用膳，从来都是香港人最“休闲”的活动。
刚过去的复活节长假期，港人涌往离岛、到郊外远足。情形和十七年前的沙士一样，也可以说，自沙士以后，部份香港人开始把郊游纳入为假日的休闲活动。走入自然，除了因为“抗疫疲劳”，憋在家太久，要“呼吸新鲜空气”，也有对“我们的身体和生活究竟需要什么”有更真切的体会。
复活节，商场人流仍然不算少。但就笔者所见，包括自己和友人，逛街的心态改变了。民众少了漫无目的的闲逛，更有意识地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究竟想去哪里？
可能这种自省的情况堪比金融风暴及2003年沙士的时候。但似乎，过去二十年，疫症对香港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比经济危机还要大。大卫哈维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七至八成由消费主义带动，过去四十年由消费主义带动的“市场需求”从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波动、变改。今次，则是对“最富裕国家的消费主义形式的核心的强力撞击。”
疫情扭转港人的“外判”习性
和不少香港人一样，我已想不起曾经有这么一个时期─就算是沙士的时候─连续一个月在家吃两三顿饭的时光。外出吃饭、见朋友、“玩”，是必要的，是生活近乎必需的一部份。过于忙碌而无法煮食，因为忙碌而致生活的很多部份假手于人，“外判”是无可奈何但又变得理所当然的集体经历。
但这疫情正正扭转了香港人“外判”的“习性”。“穴居”初期，落手落脚、自给自足的生活被迫展开。事出突然、不易适应却又渐渐令人安然稳定。很多香港人的打工奴心态驱使，在社交媒体贴出大家煮食的照片，开始创作菜式，又开始制作工艺般认真对待生活琐碎事，包括清洁、装饰家居，所有平日即使会做，但从没那么认真检视、享受的生活的事情。
我认识在伦敦的一家英国家庭，他们居于一幢维多利亚式楼房，家中安装了一个吹气泳池，父母为孩子安排各种“家居课程”，识字班、体艺班、歌唱班，他们体验了未曾经历的亲子时间。
又有一个忙于打工二十年的香港白领友人，在work from home和“被放假”的日子里，突然多出了未曾拥有过的闲暇时间，开始尝试拾起童年的梦想─画画，每周一幅一幅的画，在这段日子，她搭建自己的艺术路。“没想过我的人生能够重新开始。”她感慨地说。
疫情期间，我们面对恍似多出来的闲暇，开始自观、往内溯寻，而不再只一味向外索求的消费和外判服务。原来，一个新世界是可以自己亲手搭建。
在疫情底下，看似无坚不摧的消费主义前端链短时间内走向彻底的失效，大卫哈维观察到资本主义崩塌的一点可能，并想像因此而为社会带来的改变。哲学学说“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向上不断搭建的螺旋，随着加速澎胀而摇摇欲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因而激化至使资本主义自我毁灭，转化成结构性的社会改革。
“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螺旋形式正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向内坍塌。唯一能拯救它的是一个由政府资助和激发的无中生有的大众消费主义。”─大卫哈维
如今，世界各国政府大举动用国家储备，以资助市民薪资、商舖租金等，让这个资本主义的螺旋不致突然崩塌。但公司和机构还是陆续倒闭，那就是说，冠状病毒这个肉眼不能见、在生态链底层的细胞生物，还是有可能令这个自傲庞然的螺旋体制刹那倾颓。
究竟，彻底的社会变革真的会来临吗？如是变革，将会走向更好的方向吗？
当数以亿计的人们离开运行已久的生活轨道，突然消失于世界的任何角落，万物止息，答案会否慢慢浮现？
《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近日报道地震学家近期的发现，这个世界连地表/地土壳的震动都显著减低了。还有，远在喜马拉雅山在数十年间首次录得空气污染下降，能见度大为提升。
这意味了，日常的节奏不单止停了，一种深沉的寂静和清洗经已降临。令人讶异的是，原来人类只需“缺席”这么短的时间，自然环境已有着如此显明的逆转，能从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所制造的不能回头的污染和过度提取中迅速恢复。
是故，疫症远不止是东西方种族歧视、使不使用口罩的争拗，以及对社交生活、社交距离等等的张力。
这个传染病毒蔓延的规模和速度提醒了人们：人类的流动再急速也难以企及这微小的细胞；人类建立的社会的“屋子”，哪怕再幅员广阔和无坚不摧，也可以是幻象，也可以被瞬间转化，在生存和价值观当中，形成崭新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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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1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0日）《隔离札记：对于流动时代的思考》，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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