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葡萄牙名导作品 哥斯达：让边缘人出演自身
葡萄牙导演柏度哥斯达（Pedro Costa）去年凭新作《梦回里斯本》（Vitalina Varela）获得2019年卢卡诺影展（Loca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金豹奖，其回顾展为时一个月，赶及在伦敦艺术场所因疫情关门前、于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放映完毕。这位鬼才导演大半生的创作围绕着边缘中的边缘、葡萄牙前殖民地佛得角共和国（Cabo Verde）穷困而艰辛地活着的人们。
撰文︰若山
多年来，哥斯达的作品争议不断，却又令他成为当代电影界特立独行、无法被忽略的人物。边缘人，尤其是低下阶层，是艺术电影常见的主角；获今届康城金棕榈、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的韩国作品《上流寄生族》，更令众多观众都“看见”了世间的穷人。
哥斯达把擦身而过的边缘人拍成未曾如此这般的样子。这个被誉为“当代其中一个最出色但不够获赏识”的遗珠导演，或许值得我们多了解他镜头前后的世界。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底层群体愈发扩大、愈为显而易见，但如何看到其更内在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现实”，或许是值得提出的问题。
《前进青春》奠定影坛地位
2006年，哥斯达拍成了奠定其影坛地位的作品《前进青春》（Colossal Youth）。该片以正式竞赛作品在康城影展放映时，观众中途离场，及后遭到不少影评人猛烈批评。他们对散裂的叙事、凝定而重复兼混乱的“情节”和画面透露出令人无所适从的注视感到不安，认为边缘人以过度的“风格化”方式被呈现。但后来在不同的影展上，电影界出现了赞叹之声。《纽约时报》、《卫报》等重要平台的评论，均认为此作在当代电影具突破性的位置和影响。
主人翁Ventura是刚退休的移民工、建筑工人。戏中的他和现实中的他都来自非洲西岸的岛国佛得角，它位处葡萄牙以南，大西洋中央的十个火山岛悬浮于其辖下海洋中。葡萄牙十五世纪占领该地，成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转站。大量当地黑人因为经济原因到葡萄牙打工，聚居于方泰尼亚（Fontainhas）贫民窟，数十年后才返回佛得角，或在贫民窟终老。
Ventura退休后却被思念佛得角的妻子Clotilde刺伤，且离他而去。贫民窟也在拆迁，他被编配“上楼”，住进苍白空洞的新房中。他在贫民窟开始如幽灵般来回于新房和探访贫民窟中的“孩子”之间—那些稍比他年轻的男女，叫他“爸爸”，但身份和各人的互动有点含糊；有时像邻居，有时像家人，有时不过同是天涯沦落人，如诗如雾。是内心深处汹涌不安的梦呓，是倾诉艰苦困厄的自白。
然后，一束黑暗中的强光在破落屋子的缝隙中行进，如照耀圣灵、或舞台主角、或悲剧人物般，打在Ventura的脸上。他举目远视，空洞或若有所思，一种神秘的、刹那脱离当下环境的氛围，意味物理环境、叙事和视觉比喻指向的是内心的现实：殖民、奴隶、种族、贫穷，指向家的破落，游走于废墟的幽灵，虽然自重，但绝望得无以名状，再也无所期盼。
如此抽象化、风格化的处理，骤眼看是艺术家的美学追求，但在两个半小时的来回往复里，看到主人翁真实血肉的生活质感在流泻，如诗的自白出自他们的内心深处。主人翁都是贫民窟的移民工，他们诉说自身经历，哥斯达耐心聆听。然后他们一起酝酿，生活记忆幻化成有力简约的影像语言和“剧本”—每部电影，哥斯达原先只有一个中心场景，及后便由这些佛得角移民发展。
“但是，我会说《前进青春》主角Ventura是我和现实中的Ventura制造出来的人物。那个人物，产生于我们之间的差异当中，无论是做事方法和美学观念都是有所差异。所以，电影的人物是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一个成品。”这或许是一种更为现实、也因此忠实的，一个艺术家和工人“合作”的结果—合作非来自共识，而是差异。
当代欧洲电影发展出成熟、多彩、以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为首的“现实主义”戏剧故事形式，那种半纪录半虚构（docufiction 或 docu-fiction）叙述方式，尤以一种现代现实主义（modern realism）角度看待社会问题和被抛弃、艰难地生活的人。哥斯达却另辟蹊径，虽同是docufiction，他把古典视觉美学和人像摄影般的定格象征替代“写实”，以侧映人物的生活形态—或者是，政经的厄困，无处是家的浮游，历史与当下，群络与集体，都压缩在那个极为专注在移民工的脸孔、身影，以及身处的空间上。我们非由叙事，而是从一片片凝定的画面，去感知世间的内在肌理。
这一切的简约背后，其实源自非常深厚交织的理解、关系和合作。哥斯达待在贫民窟多年，跟他们同呼同吸。他不再只是“看见”他们，也不再只是视他们为他想叙述的客体。他感受他们，让他们说话，说自己的故事。他说过，如果只在外头看方泰尼亚，你是拍不到它的，你必须在里面，在当中。
历史系出身、后修读电影的哥斯达之所以捕捉到这群世上最边缘的族群之一的佛得角移民工们，源起于他到佛得角拍摄第二部作品《落入俗世》（Casa de Lava, 1994） 。该片由佛得角移民工在里斯本工地受重伤昏迷开始，佛得角女人们神秘募集款项，买下一张机票运送移工回去。葡萄牙护士寻求自我流放，离开里斯本，遂跃上班机，把移工送抵火山岛。但过程并不顺利，贫穷的岛民不理昏迷移工死活，护士在气愤中却慢慢认识这前殖民地人民—她听不明他们的方言，但迷醉于他们千回百转的歌声，也为牧羊少女承受父权社会之苦所不忍，好奇于神秘母亲的爱与痛。护士周旋于不同的当地男人中，暧昧交缠。当护士为孩子们注射疫苗却害他们感染病毒，故事戛然终止。
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比喻明显，哥斯达初时被佛得角巨型火山的地势深深吸引而开拍—为的是想重拍Jacques Tourneur的经典《与僵尸同行》（I Walked with a Zombie, 1943），反思祖国的殖民历史。《落入俗世》早已开拓照片式人物观照的风格。但或许正如评论指，他初时的镜头可能有点摆脱不了exotic（奇异）目光。但慢慢，哥斯达走进佛得角。拍摄数月后，他留下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他跟当地人成为朋友，离开火山岛时当上佛得角人的信差，把信和物资带给他们在里斯本打工的亲人。也是这个原因，他首度走进里斯本近郊的方泰尼亚贫民窟，遇见那里的移民工。自此，移民工成为其作品中常见的角色和合作伙伴。
他拍方泰尼亚贫民窟的第一部片是《骨未成灰》（Ossos, 1997），讲一对年轻男女迷失于照顾初生孩子的迷惘。这部片较囿于自身的艺术风格框牢，以所见的穷人来设定人物及其命运。他在贫民窟拿着机拍了好几年，有了第二部《范黛的小室》（In Vanda's Room, 2000），在国际影坛平地一声雷。他跟女吸毒者Vanda成为朋友，常留在她残破的、被拆屋声包围的家。片中，Vanda不时撕心裂肺的咳嗽，打断了她和妹妹的对话、拆楼声、音乐，也打断吃烟的动作，甚至连她在煮牛奶时也咳得死去活来。那一道道咳嗽有如深深划过生命和社会的刮痕—我们到底看到他们了么？
不公义的受害者也具魅力
哥斯达想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他们。他要表现他们极致的美—当光线，自然光或是镜子反射的光，反差强大地打在Vanda苍白的病容，令人联想到十七世纪荷兰画家Vermeer的画作。他将低下阶层的日常古典化、精细化、神圣化，但同时没有脱离，或令人忘掉Vanda当刻所处的残破、斑驳的质感。两者融为一体。Vanda的絮絮不休，在《前进青春》也有类似镜头。片子都是一刀不剪的，让她说个十五、二十分钟，复述她整个人生。她说故事的方式很迷人。对生活起落，对日常的形容，生动，赤裸，自怜，并富于诗意。他说，他们当然是社会不公义的受害者，但也可以是具万般魅力的人。例如常在他电影里出现的Vanda和Ventura，举手投足都是自身和族群的历史。
后来《马钱》（Horse Money）、《梦回里斯本》，那些恍如鬼魅的佛得角移工们，继续穿梭于被遗弃的当下和记忆的空间里。虽然他的作品长年徘徊于如此特定的族群，但他说，他不是特定为了一个主题或一个社群而拍的。“而纯粹是，我选择了我生命中的每日，都去拍摄。可以很闷，可以很艰难，但都是我想要的：时光。《前进青春》拍了年多两年—通常一部电影都是拍五至七周。只有拍得这么久，拍摄跟生活的很多事情，跟人的生和死，以及四季变化等等，才扣连上。所以电影几乎是生命本身（organic）。”哥斯达说。他每部电影都是漫长的时间旅程，以年计完成。《梦回里斯本》中，佛得角的女人如哨兵般（Chris Marker语），等待在葡国打工的丈夫三十年，最后等到一张机票前往里斯本，丈夫却刚刚亡故，她在他废墟般的故居凭吊这缺席了三十年的爱和创痛。
《前进青春》的英文名《Colossal Youth》（巨人般的青年），葡语戏名《Juventude em Marcha》，说的其实是现实中的Ventura—一个身型高大、曾经被女人拥戴、朝气勃勃的帅气小伙子，满怀憧憬来到里斯本闯天下。却在抵埗不久后在地盘工地堕下，头部重创，自此在贫民窟游荡，生命恍若停摆。忽然明白，电影的光，从不现实但又现实无比。若然曾有一抹希望之光，打在他们的脸上，就会照见他们，对生命怀抱的尊严和憧憬，为抵御屈辱苦痛挺立着庞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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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14日）《在伦敦观看葡萄牙名导回顾展 哥斯达：让边缘人出演自身》，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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