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科技．二】回流香港的人：香港先天不足
廖诗飏是一名拒做金融人的专一IT男，小学时已开始写代码，本科在香港大学修读电脑科学（computer science），毕业后往外国进修，硕士、博士读的还是电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完成博士课程后，他把兴趣化为事业，来到爱尔兰，在当时全球最大的电脑公司IBM做研究。他没有为了致富而选择金融行业，他的研究兴趣在人工智能（AI）方面，他的路似乎是所有IT人的理想方向。
撰文：张梦莹
离开IBM后，廖诗飏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书。直到2018年初，香港加大推动创新科技发展的力度，他觉得是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有商业价值的东西的机会，于是回流香港发展，一边在深圳教学、带领实验室团队，一边在香港研发电动车自动驾驶系统。研发团队中有不少人曾任职于欧洲大型车厂，资金主要来自私人投资者。
发展创新科技三大要素
钻研电脑行业多年，在世界富有盛名的科技强国爱尔兰和新加坡的研究机构和院校待过后再回到深港，廖诗飏对不同城市的创科生态有自己一套看法。 他认为，一个地区发展创科必须有三个要素：首先是政府要资助研究经费，包括大学、政府的研究中心，拿新加坡来说，新加坡在创科方面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下属的研究机构，简称A*STAR）的投入；第二是要有一个有利创业的环境；第三是需要有大企业培训人才。
说到香港政府对研究的资助，黄锦辉对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前百位颇为骄傲，认为这都是靠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的成绩。他表示，院校有不少研究能成功落地，早期都有赖政府的资助，他带领学生团队所做的资讯处理平台慧科讯业（Wisers）即是一例——慧科讯业在1999年获政府应用研究基金投资第一桶金100万元，随后吸引了商界参与私人投资。
近年，政府大力注资创科发展，过去三年投放了逾千亿元，当中有330亿元用于基金和补助金，是本地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月底发表的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亦预留了近120亿元，在四大领域加大投资，包括推动研发、再工业化及产业发展、发展创科基建，以及支援初创企业。即便如此，香港对创科的支援仍有不足。上月，香港理工大学公布最新研发的呼吸道传染病快速测试系统，可在一小时内检测多达40种病体，在全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威胁的当下引起极大回响，再一次证明香港的科研能力。但原来理大数年前曾就相关的应用研究向创新及科技基金申请资助，最终却落选，团队要靠成员之一、澳门科技大学医学院院长霍文逊的生物科技公司支持，才得以继续研究。霍文逊早前直言从港府得到的资助是“零”，正在筹组的生产线亦是由深圳市政府支持。
事实上，坊间一直以来对创科基金多有批评，如门槛过高、审批程序繁琐等，导致不少有潜力的研究纷纷向外发展，尤其是邻近的深圳。一个地方的研发能力，除决取于大学和政府的科研机构外，还有当地的企业。如果没有合适的土壤，便无法孕育出能符合市场需要的科技初创企业，亦难以培养出有能力从事研发的大型科企。当下香港拥有优秀的科研实力，但社会氛围和政府政策却未能有效运用这种优势来培育科企，相比之下，香港的创科环境仍然落后于亚洲其他主要城市。
十市排名香港倒数第二
廖诗飏与林乐儿联同其他初创企业创办人于2018年成立的初创组织“创贤聚”曾向香港的科技初创企业发问卷调查，让它们就香港及深圳、上海、北京、新加坡等十个城市的初创企业发展八大范畴评分，包括“政府及公营资金”、“私人资金”、“政府非现金支持”、“商业法规”、“人才供应”、“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及文化”等，香港在各个范畴得分都较低，整体排名尾二（见表）。
纵使仍有种种不足，但如林乐儿所言，香港的创科氛围已较2018年好了很多，现时的表现应该会好一点，这从投资推广署去年公布的《2019年初创企业统计调查》可看到。该调查显示，香港的初创企业数量由2017年的2,229间上升至2019年的3,184间，增幅达42.8%，聘用人数更增加近一倍，由2017年的6,300人增加至2019年的12,400人。
谈到香港近年出现的这股“初创热”，廖诗飏拿新加坡来作比较，他指新加坡科技学科的毕业生不太热衷于创办企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毕业后往往能在当地大型科企找到相关工作，且人工颇高，起薪点相当于月薪二、三万港元；反观香港科技从业员工时长、人工低，更被谑称为“IT狗”，当政府提供资金鼓励，便容易吸引更多人投身初创行列。
欠缺大型科企培训人才
在IBM工作，让廖诗飏得以和全世界最优秀的电脑人才交流，这份经历让他十分重视大企业对年轻人的培训。香港缺乏这些跨国大型科企，科技巨头Google虽然在港设有办公室，却没有从事核心技术工作的研发部门。在这些国际知名的科企眼中，香港或许是它们看重的市场，以及重要的融资中心，遗憾的是香港缺少科研人才，加上各种市场因素，导致它们当中很多都没有派研发团队进驻香港，只有少数如商汤科技等会把总部设在香港，能容纳的技术人员始终有限。
廖诗飏观察到，近年深圳有不少在大型科企效力十多年的团队独立出来成立初创企业，譬如腾讯前人工智能实验室（AI Lab）总经理刘永生便在去年初带领团队创办了初创企业。他认为，在大企业工作能培养员工的技术和思维，由大企业出来的团队不但技术水平有保证，亦掌握更多人脉，更易获得投资，从而带动整个创科发展。相比之下，没经历大企业培训的年轻人，他们创办的初创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往往不高，很容易便会被人复制，从而丧失竞争力。他以港人熟悉的初创公司GoGoVan为例子，该电召货车平台成功之处在于其商业模式做得较好，能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从而成功拿到融资。然而，若从宏观角度看，GoGoVan这类电召汽车软件技术含量不高，其成功只是个别公司的成功，对香港创科水平的发展未有太大帮助。
在廖诗飏眼中，一个地方要提高其总体科技水平，不能单靠成功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些含金量高的技术，也就是不仅需要科技（technology），而是需要难以被抄袭的“深科技”（deep technology），“比如我是做芯片的，或做GPU（图形处理器）的，又或是做CPU（中央处理器）的，那这些技术含量极高的东西（其他人）怎么抄呢？”这些核心技术的研究，没有一定时间和资源是无法做到的，这方面往往只有大企业能负担得起。
香港缺少大型科企，对创科有兴趣又有能力的青年可能因而往外地发展，也许会像廖诗飏一样，在外地获得一定经验和训练后，再在合适的时机回流香港。邻近的深圳，便成为香港青年其中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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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9日）《回流香港的人：香港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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