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科技．四】留守本土的人：是否要跑赢深圳？
林朝晖是一名深港两边走的创科人，2018年成立珠宝垂直电商平台“搜饰盒”前曾在内地二手车网站工作，熟悉内地环境。他表示，香港的珠宝品牌深受内地客户信赖，所以，他将品牌设在香港，把研发团队放在深圳，公司在香港、内地数个城市均有门市。
撰文：张梦莹
“搜饰盒”让客户在网上选择款式，同一价格的珠宝可无限换戴。会有这个想法，缘于林朝晖和人交流时，发现业内很多行家都是靠实体店销售，从顾客踏入店门一刻才开始了解对方的需要。他认为这种做法欠缺朝气，更多是凭借经验，没有生成用户数据，不够了解客户心理，因而无法满足现今客户的需求。他需要更准确地把握客户心理，最有效的方法是透过互联网大数据生成用户图像，更精准地向客户投放信息，于是研发出“搜饰盒”这个App，以收集更多数据，从而了解顾客喜欢什么珠宝款式等。
林朝晖认为，香港政府不一定非要投资在人工智能、3D打印等前沿科技，这方面内地做得很好，发展得很快，但不必让所有人都跟着做，香港年轻人的创业空间不应局限于此，基于现实需求、寻找并解决消费者行为的痛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像利用科技帮助香港原有产业升级便很有前景。他认为，香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上一辈有很多制造、服务业出身的老板，他们在制造业拥有丰富经验，但还未升级转型，完全可以藉“互联网＋”或者其他科技协助他们“升级”，比如利用销售数据协助调配和整合生产资源等。
现时很多人谈论的“金融科技”（Fintech）便为初创企业带来机会。林乐儿解释，譬如汇丰银行需要一个金融科技的解决方案，通常不会由内部团队处理，而是会交给初创企业去做，如此一来，既助银行升级服务，亦有益于初创发展。香港政府亦看到行业升级带来的机遇，金融管理局在去年便先后发出八个“虚拟银行”牌照。在香港开设初创企业、有份参与创办“创贤聚”的麦嘉晋认为，政策上改变思路有助行业升级，可以助金融行业节省很多基础建设成本，亦能助物流行业转型。
麦嘉晋的教育背景和林朝晖一样，可以说和科技没什么关系。他认为，欠缺技术背景对初创企业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能发现消费者需求，并透过技术去满足。
他的经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次，他买𩠌时忽然想查看香港进口蔬菜的数据，得到一个“残酷”的答案——市面上有98.2%的蔬菜都是从其他地方进口，而自收割那刻起，蔬菜的营养价值便开始倒数。他于是萌生拉近农产和港人的想法，又想到香港没什么种植农地，那么为何不释放高楼中的可用空间呢？他的团队想到利用一个两米多高的种植箱，摆在超市、餐厅、学校等地方种植，并遥控箱内的温度、湿度、空气等。
北边环境虽好 却非熟悉之地
谈到在香港创办企业，麦嘉晋和林乐儿都承认，香港现时对初创企业的支援不少，又特别提到数码港和科学园的孵化作用。
麦嘉晋的初创公司在数码港申请的单位月租只需约2,000元，进驻数码港后更有50万元现金补助。他说，本地初创团队相较以往有更多资源，例如大大小小可供申请的资助和合作计划便有41个之多，目前仅创新及科技局就有七个财政项目支援初创企业，由为获选项目提供10万元种子基金的数码港创意微型基金到政府拨款20亿元成立的创科创投基金等，支援不同类型的项目；此外，申请手续亦简化了不少，例如以往需要有连续三年的营运记录和证明，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纵使有各种各样支援，但对初创企业来说，香港的一大“缺点”是营运成本高昂，不论是员工薪水、租金，还是添置器材的费用均比内地城市为高。虽然如此，麦嘉晋仍没有北上深圳发展的想法，他说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扎根”的理念，不是说非要死守着一个地方，而是觉得自己对本地较为熟悉，所有的认知都来自这个地方，在这里无论人际网络或商业网络上都有优势；反观一旦北上，虽然从字面上看，租金、人工可能会低一点，但不了解当地的市场需求，加上“人生路不熟”，要重新建立人脉，这方面的成本并不低。
北上后即使成功站稳阵脚，但能否持续下去还有另一重考量。相比香港，深圳虽然人才较多，但竞争十分激烈，麦嘉晋说，能否留得住深圳的人才、能否和他们建立互信，打造一支良好的团队，对北上发展的初创企业来说十分关键。谈到两地人才，廖诗飏补充，比起深圳，香港的人才有一个很大的隐性优势，就是相对而言较国际化。他曾和不同地区的人才交流，发现深圳创科人的思维方式大多是面向内地市场，因为内地市场潜力庞大，足够他们生存发展，而香港创科人考虑问题时较国际化，会更多考虑公司如何能适应国际市场。
城市各自发展 未能厘清角色
对于香港在创科上与深圳的竞争，廖诗飏看得较淡。他认为深圳在这方面的投入领先香港很多，直言香港一直以来因为信奉自由市场，紧抱“积极不干预”的思维模式，因而没有产业政策。他又笑言香港政府受芝加哥学派（信奉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影响深重：“生存到就生存，生存不到就消失……香港一向都是这样。”
当创科被视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同时毗邻还有深圳这个劲敌时，香港可以怎么办？廖诗飏说：“当其他地方把那么庞大的资金投入到某些事情上，你若要竞争，只能投入更多，否则只投入一些，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那就与没怎么做一样。”对于香港政府应不应痛下决心在这方面投入更多，廖诗飏自己也无法确定：“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见觉得哪边好、哪边不好，如果要和邻地竞争，就一定要这么做（加大投入），但香港还有其他行业，为何只给一个行业这么多优惠呢？这些都涉及利益分配的问题，需要讨论。”
相较深圳这个邻居，香港有自己的优势，麦嘉晋以自己所做的农业科技产品为例，指香港的检测制度获国际认可，对品牌打入国际市场有很大帮助。黄锦辉则认为香港的优势是拥有优秀的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非常扎实，香港在金融、法律及知识产权保护上亦与国际接轨，但他说这些优势很容易会消失，认为香港可以和其他地方协调合作，比如香港可充分利用大学在基础研究上的优势进行研发，并藉金融优势推动创投，而应用科研实力强劲且擅长培育初创企业的深圳则可化身成创业基地，然后把成果交由擅长生产的广州量产。
廖诗飏说，现时每个城市都各自发展，彼此可能是竞争而非协作关系：“大家都在发展，没说我一定要负起某个角色，另一边又该负起某个角色，大家都是在做同样的东西。”
结语
在今年1月举行的美国最大国际消费性电子展览上，来自法国的年轻人Nicolas Baldeck租了一个摊位展示自己的最新高科技产品“smart potato”（智能薯仔），他给薯仔插上电极，说它是智能薯仔，可以连上手机，经深度学习训练后更可以控制一切。
与其说Baldeck是参展商，不如说他更像是反科技泡沫的当代艺术家——反思现在所谓的创新和科技公司是否在真的做一些实事，还是只是在卖百无一用的噱头。而这个电子展览会本来是供来自世界各国的电子相关参展商、投资者、媒体人参加，以期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当外国开始反思科技、商业化带来的泡沫时，香港才刚刚真正全方位从人才培育到产业扶持投入创新科技中。廖诗飏担忧，香港不少创科小企一直靠政府资助的资金养着，所以一开始审核会那么严格，现在为了推动创科而放宽审查，可能会成为一把双面刃，五年过后需重新评估投资是否物有所值，而不是投在泡沫上。但这又是后话了，毕竟这是每个地方搞创新科技都会面对的问题。
一般指建基于前沿科技成果的技术，这类技术通常需要长时间和大量资源投入研发，才能获得成果，因而相对上较难被抄袭复制。
相关文章：
上文节录自第20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9日）《留守本土的人：是否要跑赢深圳？》。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