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从“新冠状病毒”到香港的“官僚病毒”

新春过后，香港依然未能摆脱动荡不安的社会气氛。持续逾半年的“反修例风波”至今尚未平息，紧接着又出现了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随着病毒在本地社区散播以及香港出现首宗本地死亡个案，香港随即陷入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按常理而言，非政治性的问题，尤其是如抗疫这种涉及每个人人身安全的问题，应当较容易赢得社会上的支持。然而，政府缺乏前瞻性的防疫计划以及后知后觉的抗疫应对措施，却进一步令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不禁令人思考，香港曾经引以为傲的高效行政体制究竟为何会落入今日之田地？香港社会为何会散发出连2003年沙士（SARS）期间都未及的恐惧和忐忑不安？本文旨在分析与此相关的政治因素，并为香港该如何走出低谷作思考。
撰文：石中坚

反修例风波后，以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班子已经失去足以领导和治理香港的公信力。政府几次的迟钝反应，叠加广大社会仍为未有任何主要香港官员被问责的不满，促使民间反对声音日益加剧。甚至连建制派阵营中，也陆续公开表达对政府的愤怒和严厉批评。

港府离心离德　致有能者疏远

近几个星期香港接连出现生活必需品，如粮米厕纸，在超级市场被抢空的画面。一方面，这反映了香港人对疫情的重视、担忧和恐惧，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群众通过行动对政府投下的“不信任票”。疫情扩散日趋严重，这不仅打乱了港府原本期望 “远离政治，回归民生”的如意算盘，更毫无遮掩地揭露了当下政府的管治弊端。当政治缺陷及制度失衡导致连民生也搞不妥，香港社会大众仿佛已经达成共识：即使不论及政治改革或为过去一年风波问责，连最能巩固游离或所谓“浅蓝”市民支持的民生援助，目前的政府亦不能胜任。

政府犯错愈多，愈导致社会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不愿与政府靠拢和不愿为其提供协助，进而削弱政府的施政能力，成为恶性循环。远有去年夏天林郑广邀“有心人”成立对话平台（如今毫无音讯）吃的闭门羹，近有不少权威医学专家公开批评政府防疫抗疫反应迟钝，置市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政府在寻找合适的隔离或检疫地点所面对的窘况，明显反映他们已严重缺乏动员能力。因此，社会人士提供的诸多建议，如借用迪士尼酒店、邮轮、非政府组织的郊外设施、离岛设施等，往往落空。疫情面前，香港需要一个能够使社会团结一致的领袖。显然，今天的香港政府即使有心，也已无力。一个备受孤立的政府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管治。

香港政治体制的所谓结构性问题，即指因政治制度设计本身衍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普选进程多番原地踏步。病入膏肓的政制问题，并不能以单纯的全民普选便全面解决，因为全民普选的口号虽然动听，但并未能解决香港权贵及精英与基层民众的根本性脱节。连番的施政失误，自然与行政长官及其主要官员摆脱不了关系，他们终究要为香港陷入当下局面负最大的责任。然而，要真正寻得能使香港走出低谷和“重回正轨”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开始探讨内在的深层次问题，因为换汤不换药，只会是自欺欺人。

须改革问责制　重建市民信心

第一，现有问责制度缺乏有效的问责人。自首任特首董建华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以来，主要官员不再由公务员系统直接提拔，改以合约聘用，将主要问责官员的权力集中在特首身上。过往虽有如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和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引咎辞职的案例，但这种单依赖特首作问责者往往因问责人与被问责者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而产生冲突。尤其是当特首本人须被问责，更会出现要求问责者“自我监督”的漏洞。经过逾八个月的动荡，如今社会已将特首和官员捆绑为一体。比如，卫生署在接到酒店通报后仍未有效识别和及时隔离个别新型肺炎病患，就有许多人藉事件批评特首用人不当或者是施政无能软弱。

此外，这种制度也容易受到特首的个人因素影响。倘若特首抱有在危机面前绝不能“临阵换将”的思维，又或者被问责人是其个人亲信，在这些情况下，特首根本无法充当有效的问责人。当问责制度将权力及问责的潜台词都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任何人事调动皆会为特区政府及北京带来严重的两难：不问责，则令更多港人对政府彻底失望，感觉到香港政府连内地一线城市的政府拥有的调整空间也没有。问责，则等同临阵换将，风险过大。两难下的泥沼，政府只会愈陷愈深。

第二，政策推行受官僚式保守态度及思维所掣肘。落实政策前作充分和严谨的研究本是一个优良的工作实践方式。可是，当评估过程变得过份冗长、但凡获得建议便一概表示怀疑和给予消极的回应、“严谨”变为限制创意力的思想壁垒，那这种施政方法既对社会无利，也会引起极大的反弹声音。特别是面对疫情爆发等突发事件，这种取态更会使人们感觉政府没有站在处于“水深火热”的市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引起民愤。

自1月中后旬，面对口罩供应紧绌，港府却迟迟没有推出任何政策。直到个人卫生物品物价飞涨，市面口罩已然成为稀有品，政府才表示向国务院求助及向其他地区购买口罩，以及寻求办法增加本地口罩供应。而不少高官非但没有从市民出发点去考虑如何释除市民的疑惑或忧虑，反而按着既定而生硬的“剧本”向公众发表官样答案及资讯。新加坡政府虽然相关抗疫物资也欠充足，但起码能够将民众心理融入“心战室”里，对症下药，务求防止谣言满天飞。

掌握国情民情　平衡中港利益

第三，在“一国两制”下，特区政府以及协调中央与香港之间的港澳机制实际定位及功能厘定一直模糊不清。特区部份官员也许忘记了，身为港人代表，必须在寻求中央政府协调时，反映港人的立场及心声。作为中国一分子，香港绝对有义务为国家分忧。但当医疗体系根本不胜负荷，香港稠密的人口为病毒爆发提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温床，政府绝对有必要向中央痛陈利弊，据理力争地捍卫港人利益。

更深层次的一个整体问题便是，如今香港充斥着两种主流声音。一种便是，中央应该强势接管香港事务，将“港人治港”这个半死不活的原则提早放下，从而确保政府能够强势施政。另一边厢，不少对“一国两制”执行丧失信心的港人，认为只有投身激烈而不切实际的港独运动，才能维护香港利益。香港需要一个政府，能愿意配合中央经济及政治发展，但在有可能触碰到港人核心利益时，提出能够达致双赢的折衷方案。中国每一代领导人各有自己的愿景或政治抱负，如果港人领袖连掌握国情及了解中央意向的能力也没有，凭什么谈管治和带领香港？一个只会听从命令而不会灵活变通并找出双赢方案的政府，只会成为两面不是人的“四不像”。

最后，无论是反修订逃犯条例事件也好，是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也好，事实证明，需要一个清楚中央底线并了解香港于国内发展中所能担当的角色的领袖班底。与此同时，这个班子必须有足够勇气对“宁左勿右”的意识形态垄断说“不”。有一位外国学者朋友对中央治港方针这样评价：“北京管香港，比北京管澳门或上海都更严。”当中反映出的，正正是回归二十三年来，中央和港人之间的互信不断下探新低。这当中未必是任何一方的错，而是整体来说，陆港之间的协调机制出了根本性的问题。如今港澳办及中联办皆出现重大人事调配，但真正值得留意的并不是个别官员的去留问题，而是中南海最高领导层明显有意大刀阔斧地摒弃过往“无为而治”的方针，对香港进行有为而治。

“有为而治”并不等同“高压统治”。但从“无为而治”转化成“有为而治”的过程当中，港人绝对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如果港人能够展现给中央看，适当地扩阔政治空间并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或经济稳定的话，相信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更不会像部份偏激媒体所说，完全没有退让的空间。此时香港需要的，正正是能够说服中央去考虑两地双赢方案的政治家，让香港的政治人才库能够透过适当的引入竞争及所催生的鲶鱼效应，重新得到再生。香港应该透过循序渐进而细心经营的政制调整，让香港在一个没有全民普选的政制里，都可以有着优质管治。香港人值得一个更好的政府，也值得当权者去推动政治改革，但我们并不需要颠覆性的所谓“革命”。

石中坚：
一群对香港未来抱有希望的90后，相信香港必须自身从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环球政治中及中国崛起下维持独一无二的地位，让“一国两制”能够重回正轨。

上文刊于第20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24日）《从“新冠状病毒”到香港的“官僚病毒”》。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