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深度】 危机下看管治能力 香港缺了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受影响地区的政府除了要控制疫情扩散外，如何令民众安心及齐心抗疫也是另一大难题。香港近来的口罩荒和抢日用品现象反映市民的恐慌焦虑，在超市货架上的厕纸、米和即食面被抢购一空。新加坡也出现类似情况。近日流传一段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向当地商界解释政府处理口罩等物资策略的录音，他在言谈间既揶揄香港人抢厕纸等做法“低能”，也贬斥“盲抢”的星洲国民，引起争议；与此同时，他流露出不屑于香港政府不思进取，强调在应对当前局面时“我们必须确保自己思考未来两步怎么走”，展现了强烈的危机忧患意识，确有香港可鉴之处。
从星洲高官揶揄香港说起
新加坡目前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达81例，比香港还多16例，民众焦虑也是人之常情，当地人在出现在对疫情提升警戒级别至第二高的橙色级别（共四个级别）后，开始在超市抢购。各地疫情差异无法以简单一两组数据比对，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便称赞，新加坡检疫方式是“几近完美的黄金标准”，可以高效找出感染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及早发现更多患者。
对受疫情冲击的各地政府来说，当前要务无疑是防控疫症扩散与稳定民心。陈振声与商界领袖谈论抢物资问题时，显然也在派定心丸，意图证明星洲政府努力掌控着局面。除了指出民众不要自乱阵脚，他还在讲话中表明，新加坡不能够短视，政策需要更具前瞻性，要研究疫后如何重建经济发展。这时，香港再度中箭——“香港没有这样想，但我们要认真地看看，如何令我们的位置在疫后变得有利”，陈振声希望企业在政府支援之余，自身也要思考如何转型及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
香港与新加坡常被比较，研究两地发展的学者、《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作者邝健铭指出，陈振声这段讲话应套入新加坡管治框架去理解，新加坡官员常把香港当作借题发挥的工具，过去半年香港社会的动盘，更被他们视作反面教材——社会不可以乱，也不可以太强势，否则国家就不能好好稳定发展。
陈振声在讲话中便指出，香港具有背靠中国大陆的先天优势，是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窗口，相比之下，新加坡没有乱方寸的空间，若社会不稳，外资将望而却步。他更引述已故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指出星洲必须处乱思治。
对新加坡历史与社会发展有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教授伍美琴解释， “新加坡很多东西要靠自己，连水也要自给自足，所以常会用整个国家的集体的观点去鞭策很多的事情——我们只是一个那么小的国家和地方，如果不团结做事，很容易会很乱，甚或整个国家无法运行。”伍美琴认为，这种视自己为地图上一个“小红点”的意识，也间接令人民行动党（PAP）可以长期执政，“它一直用这个论述去建立国民灵魂共同体。”
忧患意识如何推动有效管治
新加坡的忧患意识强烈，“不自强就会被世界所遗弃”更可谓新加坡精神的核心。邝健铭分析，在抗疫工作上，新加坡也是把危机论述和在国家的生存拉上关系，“新加坡政府的潜台词是政府已很有经验和准备，应对上也很快和充足，市民不需要自乱阵脚。香港为何会乱？是因为政府也乱，用上陈振声的说法，市民又‘白痴’，加起来就是一个‘完美风暴’。如果不保持新加坡既有的危机意识和纪律，国家不稳定，就什么都不用说的了，更加不用讲生存。”
居安思危其实是老生常谈的管治哲学。与新加坡相比，香港社会对SARS的沉痛经历记忆犹新，面对突如其来的新疫威胁，社会人心惶惶，然而香港政府在抗疫过程却显得步履蹒跚，未能使社会信服其具备应有的危机意识与管理应对能力。邝健铭引述彭博社近日一篇形容香港正沦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评论文章指出，当政府无法推出有效政策，整个社会很惊慌，结果会引起投资者警惕，“因为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如果政府在这些事情上也没什么作为，没什么危机意识，那人们就会担心在日常金融、贸易中心运作上，政府是否可靠？投资者的风险会否增加？”
居安思危的关连义涵是“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曾在新加坡生活三个月、研究当地在土地资源短缺下规划与发展的伍美琴，对此想必深有体会。她认为，政府做出成绩，人们就会相信政府的管治能力，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在房屋需求、社区建设、打造绿色宜居城市，以至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尝试照顾市民所需，令人民感受到政府的确有为，相信政府可以令他们安居乐业，“当地国民也有怨气，但很少会很尖锐反对声音，因为他们很多也是政府政策的得益者。”
新加坡做得到，香港做不得？
新加坡和香港有被英国殖民统治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等共通点，但过去数十年的社会发展轨迹，早已令两地走向不同的道路，最明显的分别当然在于新加坡如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一个特别行政区，不少论者比较两地政府处理重大危机的方式时，都认为这是造成差异、分出高下的关键因素。邝健铭便认为，“如何可以做到正常政府，是有一种自主意志，知道你所做的事要向国民问责，否则政治权力就会不稳，论述就会不稳。这是国家和特区的不同……新加坡的主人比较明确，就算他们对国民是威权式，他们仍知道国民是重要的，有主人的色彩，要赢得人心，不可以只用大棒去治国。反观香港，在北京和香港人两个主人之间，北京永远是占上风的，代价总是牺牲香港社会的需要，先满足北京的意志。”
这种比较可谓深入人心，例如，因应今次肺炎疫情，新加坡早于1月底便禁止三类人士入境，包括持湖北签发地护照的访客、过往十四天内去过湖北省的任何国家旅客，而过去十四天到访过湖北省并已入境新加坡的人，也必须接受隔离和传染风险评估；反观香港，政府与民间在“全面封关”针锋相对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少舆论便归咎“中国因素”拖累了香港政府的决策。
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当然不可能对等，但就出入境管制而言，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获赋予了相关自治权力，事实也证明，新加坡实施的措施，香港也可推行。如果说香港应对疫情时在出入境人流管制上不果断，问题究竟在于“不能”，还是“不为”？如果说香港政府缺乏管治能力，问题究竟在它不拥有自主管治意志，还是没有自主管治的能量？香港无法在与新加坡对比中找到明确答案，反倒是看着一海之隔的澳门就不言而喻——与香港同为“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的澳门，在这场抗疫行动中，从物资分配到出入境管制及社区抗疫管理，似乎都变成了榜样，反衬出香港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低下。
回到陈振声的那段录音，当香港政府成为新加坡的反面教材，我们反过来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邝健铭作了精辟的总结，他指出，在抗疫过程中，至少新加坡政府会做些事情尝试去令公众不要惊慌，“香港是否一个failed state，要视乎用什么为标准来衡量，如果用新加坡来作为标准，香港是一个Failed State……港府没有解释，惩教署每月造那么多口罩到底去了哪里，如何分配？为何医护人员会不断说口罩不够，要靠有钱人去搜罗？如果说政府收税并按需要把资源分配给有需要的人士，为何会停了机？这是很大的差异，他们做得比较好，而那种好，也只是正常政府应该要做的。”
相关文章︰
【肺炎口罩．深度】“口罩荒”这堂经济课 港府完美示范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