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回望SARS 香港永不学会的教训（下）
“预防胜于治疗”是政府宣传多年的口号，亦是市民深以为然的常识，2003年疫症过后，香港的确有了更多应付传染病的机制，但新型肺炎疫潮一到，政府的应对仍杂乱无章，显然没从2003年汲取足够教训。
承接上文︰【武汉肺炎】回望SARS 香港永不学会的教训（上）
1. 成事不足的应变机制？
不论在医管局检讨委员会报告还是专家委员会报告中，两者均建议检讨处理疫症的应变能力及成立危机应变计划。在十七年前，为了应付SARS等重大传染病卷土重来，医管局及政府分别推出两套不同的三级警戒系统，当时被各界批评制造混乱及互不协调。因此医管局自2007年7月1日起，决定各公立医院及诊所配合政府的三级应变级别，以取代“绿黄红”三色应变警示机制，当时医管局发言人表示采用相同的风险评估及警示机制，可更清晰地传递信息，加快应变计划进度。
在是次应对新型肺炎中，政府因应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通报，在1月4日公布“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在作出风险评估后，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并于25日提升至“紧急”应变级别，医管局亦作出相应配合。现时新型传染病一旦爆发，政府将按风险评估及传染病对社会造成的健康影响而启动“戒备”、“严重”或“紧急”应变级别，计划文件详列三个应变级别相应的指挥架构、各政策局及部门的预防及控制措施、公共卫生应变措施等。如“严重”应变级别启动后，政府会设立督导委员会，由食卫局局长担任主席，负责统筹及策导政府的应变工作；当应变级别由“严重”变为“紧急”后，督导委员会便会改为由行政长官担任领导。无可否认，今天机制变得一目了然，与十七年前相比进步不少，只是机制是一回事，如何执行机制以及提供相应配套却是另一回事，即使设立机制，政府的处理手法及回应仍强差人意，决策能力成疑，更有酿成社区爆发的危机。徒有机制，但麻痺心态僵化思维一天不改，种种机制亦只会是空中楼阁。
2. 说好的配套装备？
香港护理员协会（现香港护士协会）于2003年2月至6月就医管局及卫生署的疫症工作，收集到389位护理人员的意见书，当中91%人认为公共医疗系统尤其是医管局，在疫症爆发期间“没有提供适当及足够的防护物资”、“制订感染控制指引模糊不清”及“严重缺乏隔离设施”，可惜十七年后情况依旧。
当时医管局检讨委员会报告提出：“医管局应主动改善及增加病房设施，以减低交叉感染的风险，并改善病人护理质素。”医管局当时回应表示已着手推行在14间急症医院安放1,440张隔离病床，承诺“所有隔离设施全部配有负气压设施，设有一至两张病床的房间则会进行通风改善，以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而长远而言则要在玛嘉烈医院、屯门医院及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兴建三座传染病大楼，各有100张隔离病床。2003年7月，财务委员会工务小组委员会讨论文件提到，政府拨款逾4亿元，在九间公立医院病房为手术室、深切治疗部及急症室等设施进行改建工程，提供1,281张隔离病床；卫生福利及食物局（2007年决策局改组后由食卫局及劳福局取代）在2004年6月发表《政府防范SARS再临措施概要》指，当时14间公立医院内约共有1,400张可供接收SARS病患者的隔离病床，亦会寻求拨款，在玛嘉烈医院兴建传染病医疗中心。
为何传染病大楼由三变一？《有线新闻》报道指三个初步选址分别于2003年6月及12月于立法会小组委员会讨论及工务小组申请拨款，后因立法会议员认为选址离民居太近及政府指出资源有限，使屯门医院及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的传染病大楼胎死腹中。两幢传染病大楼走数了，那么早在2004年中达标的短期目标，今天又变了什么数字？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在1月8日说16间主要医院现有1,400张隔离病床，有480张可以即时使用，有既定机制可在72小时内调配更多病床；到了31日，陈肇始表示约有700张隔离病床；而截至本月13日下午，医管局已启用891张隔离病床，使用率为39%，并启用470间负压隔离病房，使用率达62%。
病床可否于72小时内调配亦备受质疑，《香港01》在本月8日报道，玛丽医院有50间可供调配的隔离病室、共90个床位，惟内部文件显示有8间病室、12张床需装修至2月底，即未能在72小时内调配完成；亦有21个床位属深切治疗部，如变为隔离病床，便不可接收非新型肺炎的深切治疗患者。
1997年，全港公立医院有2.7万多张病床，香港今天多了约90万人口，却只有接近2.9万张病床，公立医院早已人满为患，内科住院服务病床使用率均超过100%，这样拉上补下，必然影响医疗质素。隔离设施有效预防感染，亦可降低病人交叉感染风险，只是上周已有网上传言指某医院隔离病床不敷应用，疑似病人到急症室病房等候测试结果，可是当值医护未必有高级别的防护装备，如遇上隐形肺炎病人，后果不堪设想。
医管局检讨委员会又指，疫症初期保护物资不足及培训员工不全面。回顾SARS在当年2月爆发之初，医管局曾因个人防护装备如外科口罩及护目镜等不足及面对全球采购困难，惹起前线医护人员及市民不满，医管局接纳检讨委员会建议，承诺会维持所有基本个人防护装备的存货水平，相等于最近爆发每月最高消耗量的三倍，并会因应风险定期评估种类及数量。时至2013年，当时正值H7N9新型禽流感威胁，医管局表示公立医院已长备三个月用量的保护衣物及其他个人防护装备。惟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感染及应急事务）庄慧敏在上周二（2月11日）表示，医管局现有1,600万个外科口罩及220万套保护衣物，按最近一周用量计算，只够应付一个月的消耗。医管局近日已限制员工物资用量，部份医护人员必需的保护装备也要中央配给使用，更有部份前线医护开始自行购买防护装备，反映香港的防疫装备库存与补充，完全满足不到应付大型疫症爆发的需要，令前线医护人员承受更大感染风险。
3. 形同虚设的研究基金？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去年接受港台《铿锵说》访问时提及，在2003年前的研究资源投放于心脏病、脑血管病及癌症为主，传染病研究并非主流，直到SARS后社会方对传染病日益重视。当时专家委员会建议加强研究，政府遂拨出5亿元，当中4.5亿元用作设立“控制传染病研究基金”，资助传染病研究，基金会拨款予由研究员拟定课题的项目，及由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委托研究的项目，以助处理特定的卫生问题及填补科研的不足。
2011年，食卫局将“控制传染病研究基金”与“卫生及医护服务研究基金”合并，注资10亿元成立“医疗卫生研究基金”，并扩大资助范围，在2016年将基金的承担额增加15亿元，并将“健康护理及促进基金”纳入其中，局方指此举能使拨款调配得更灵活。如翻阅医疗卫生研究基金15/16至18/19共四个年度的财政报告，不难发现控制传染病研究基金分项，不论在已支付的委托项目拨款及研究员拟定项目拨款金额，还是已定用途但尚未支付的款项，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已支付款项从15/16年度的约3,069万元跌至18/19年度约18万元；已定用途但尚未支付的则由约3,332万元跌至约72万元。如翻看食卫局财政答复及官方网站数字，“控制传染病研究基金”在09/10年度（即合并前最后一个年度）共批核了62个研究项目，所涉拨款为4,899万元，在17/18度则为35个。无可否认本港还有其他研究基金及资助可供传染病研究申请，而传染病以外的疾病亦有研究价值，但当上述数字显示，不论传染病研究拨款金额，还是项目数量均下跌，这会否与成立基金的初衷愈走愈远？
4. 无疾而终的训练？
在SARS过后一年多，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共批出28亿元拨款，用作对抗疫症、加强公营医院系统的感染控制设施等等。另外，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在2003年6月向医院管理局拨出2亿元，成立“医管局培训及福利基金”，当中的1.5亿元会用作会进行感染控制五年培训计划，包括在医管局进修学院下成立“传染病控制培训中心”（“培训中心”），为各职系的在职和新入职员工提供有关传染病培训，期望为每个公立医院联网训练一队传染病专家团队。另外五亿元则为感染肺炎的医护人员提供特别康复补助。
立法会文件指在2003年9月至2004年4月间，出席培训中心基本感染控制培训课程者多达4.6万人，当中逾600人更获赞助参加本地及海外深造课程。医管局预计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可向一万名医护人员提供基本培训，五年后约有5%的医生、护士以及专业医疗人员将接受过更深入的传染病控制全面培训。当年的立法会文件提到，培训中心会“为医管局医护人员物色和发展相关的培训课程”，包括本地或海外培训课程、实习或临床培训、网上学习、研讨会、工作坊工作坊等，当时有关传染病的培训，今天有否延续下去？
浏览中心网页可见，其内容以资讯为主，如抗生素的使用准则；中心在去年举办六项活动如研讨会及工作坊，以及两个与安老院舍及残疾人士院舍感染控制的课程。
另外一处出现培训中心的地方，是医管局《香港抗菌素耐药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17-2022）》，当中写道医管局会为每名新入职的医护人员安排必修的感染控制培训，并为现职员工提供每两年的复修训练，并由培训中心担当中央协调，因应员工的工作性质，提供指定的特定和进阶培训，医管局亦在2017年展开为期五年的传染病和感染控制训练计划。时至今天，当不少接受媒体访问的医护人员均表示未曾接受足够的传染病和感染控制训练，那么过去十多年，培训中心做了什么？记者曾向医管局查询培训中心上一年度所获拨款金额及工作、“传染病和感染控制训练计划”的计划详情及参与人数等资料，惟截稿前仍未获回复。
“灾难过后，我们须汲取深刻的教训。疫症显露出本港公共医疗体系和环境卫生有待改善，同时亦显示必须建立更严密和有效的疾病监察及通报机制，以及作出充分的准备，随时应付不知名传染病的爆发。”当年立法会检讨委员会这样写道。一直以来，公营医疗体系无法得到港人的认同，权力愈大，责任愈大，时隔十七年，香港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固然不能完全与当时SARS疫情及社会运作类比，但相同的是面对未知的疾病，每一决定都要小心谨慎，亦要汲取往日教训，而不是纸上谈兵，不将建议加以实行。真正可悲的不是疫症，而是我们在疫症过后还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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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17日）《回望SARS 香港永不学会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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